汉语方言词典

[拼音]：Hanyu fangyan cidian

[外文]：dictionari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汇集和解释汉语方言词语的工具书。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比较注重词汇，扬雄的《方言》就是一部比较词汇集，但它还不是方言词典。词典要求注音准确、释义周全并注明词语的具体用法和语法类别，词汇集一般都比较简单。

清末以来，西方传教士运用拼音文字调查了不少南方方言，编纂了一些方言词典。其中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有R.S.麦克莱和C.C.博德温合编的《福州方言词典》（1870，福州出版），E.J.艾特尔编的《广东方言词典》（1877，香港出版）， C. 道格拉斯编的《厦门方言口语词典》（1899，伦敦出版），C.雷伊编的《客家方言词典》（1901，香港出版），D.H.戴维斯等编的《上海方言词典》（1911，上海出版）和D.C.依巴涅兹编的《班华（福安方言）词典》（1941，上海出版）。这类方言词典都用罗马字母注音，按音序排列方言词语，注明汉字的写法，用西文解释。拿它们和现代方言口语作比较，可以了解近百年间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变化。但这些词典有的审音不严、释义不准，又由于注重传教的需要，收了不少日常少用的书面语词，口语词常有遗漏。此外，所注汉字也比较凌乱，或本字，或训读，或取俗字、同音字。

近50年间，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先后编写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汉语方言词典。官话方言方面，陆志韦编的《北京单音词词汇》（1951，科学出版社），前面有说明，阐述作者分解北京话单音词的方法和确定词类的方法，正文按音序排列，先为每一个词标音定性，然后用6000多个例句说明每个单音词和单音语素的不同义项和用法。该书不但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北京单音词典，而且是研究北京话语法的重要参考书；张洵如编的《北平音系小辙编》（1949，开明书店）和《北京话轻声词汇》（1957，中华书局）收集了富于北京方言特色的儿化词和轻声词各5000条左右，除逐条标音并按音序排列外，凡在普通话里不十分通行的词都作了解释，儿化词引用了《红楼梦》等书面语言的例句。陈刚编的《北京方言词典》（1985，商务印书馆）收词较多。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北京话、东北话等北方方言的词典。

为南方诸方言编的词典中，数量多、质量高的首推闽南方言词典。比较重要的有台湾学者蔡培火编的《国语闽南话对照辞典》（1969，台北），蔡俊明编的《潮语词典》（1976，台北三民书局），日本学者村上嘉英编的《现代闽南语辞典》（1981，日本天理大学）和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福建人民出版社）。后两部收词都达数万条，词义的解释也比较细。蔡培火和村上嘉英多从台湾闽南话取材，蔡俊明从粤东的潮州方言取材，厦门大学主要收集厦门话词语，兼顾泉州和漳州的说法。《潮语词典》以多收口语、多附例句、为名词逐一注明相应的量词等见长；《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以分注文白读、考本字、分词性见长。这几部词典对于全面地研究闽南方言，了解其内部差异，帮助闽南人学习普通话都有重要价值。

此外，成果较多的是粤方言的词典。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部：

（1）黄伯飞编的《英粤·粤英辞典》（1970，美国耶鲁大学）是粤方言和英语的双语词典，粤方言词用罗马字母注音并注有汉字，附有例句，便于懂英语的人学习粤方言和粤语区的人学英语。

（2）饶秉才、欧阳觉亚和周无忌合编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香港商务印书馆），专收和普通话说法不同的方言词语5000多条，按方言音序把同根词排列在一起，分义项加以解释，并附有方言音系和词汇特点的说明、俗字表，以及广州话和普通话对照字表，这对于推广普通话及进一步研究广州话都有实际意义。

（3）曾子凡编的《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1982，香港三联书店），收入8000多条词语，按词义和词性分为33类，普通话解释部分并注有汉语拼音，每一类词语之后还编了会话材料，适用于熟悉广州话的人学习普通话。

吴方言方面，有闵家骥、范晓等编的《简明吴方言词典》（1986，上海辞书出版社），收词5000多条。

1979年《方言》季刊创刊以来，先后发表了不少方言词汇，这些方言词汇有的规模较大，收集了数千条方言词语，全都用国际音标标音，释义也比较细，有的还注意到把同根词排在一起，有的列有例句，这些都可以作为编写方言词典的基础。

汉语方言种类多，历史长，彼此之间的词汇差异也大，因此无论编写哪种类型的方言词典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