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名字与避讳

古人的名字比现代人复杂，特别是丈人，一般都有名、字和号三种。

名，是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为孩子所取，又称“幼名”。

字，是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女子十五岁举行笄礼时，由宾客所取。

号，有些人在“字”之外还有‘(-号”，“号”一般是自取的。

旧时为了对人表示尊敬，当一个人一旦取字以后，除了自称和君、父、老师可以称其名以外，任何人不得直呼其名。人死了以后，名便称为“讳”。君亲之名，生时也讳，连称则曰“名讳”，通用于生者和死者。

史官在记载历史时，对于在世的诸侯都不直书其名，只有当他有了过错受到惩处失掉封地或残害百姓受到世人垢病时才以名相称。

一般人之间，只称呼“字”就可以了。例如司马光在信中称王安石为“介甫”，王安石在回信中称司马光为“君实”。“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君实”是司马光的字。

人们之间交往，也常常称“号”而不称“字”，时间一久，他们的“字”反倒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了。例如我们平时都称苏轼为“东坡”、陆游为“放翁”、辛弃疾为稼轩，但他们的“字”子瞻(苏轼)、务观(陆游)、幼安(辛弃疾)一般人都不熟悉了。

古人很讲究名字的避讳。避讳有以下几种：

避名讳：对于帝王和父祖，不但不能直呼其名，而且连与他们名字相同的字也不许用，称为避名讳。

避嫌名：与帝王和父祖名字音同音近的字也不许用，这称为避嫌名。

另外，根据避讳的范围又有“避圣讳”和“避家讳”之别。帝王和孔子之名是所有官民一体所共讳的，称为“避圣讳”；父祖之名是自己家族人所避讳的，称为避家讳。

如何避讳呢?古人想出了两个办法：

一是改字。即改用一个近义或同义的字词来代替要避讳的字。如汉高祖刘邦，改邦为国；汉文帝名恒，改恒为常；汉武帝名彻，改彻为通。避嫌名的，如汉宣帝名询，便改询为“孙”；宋太祖的祖父名敬，宋朝人便把镜改为“照”，镜子被叫做“照予”。

古人对避家讳也十分重视。汉代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名长，《淮南子》全书中便没有一个“长”字，遇刘—长”便改为”修”。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史记》中便不用“谈”字。苏轼祖父名亭，苏轼在写文章时便改“亭”为“叙”或“引”。

二是缺笔。即把避讳的字少写一笔。如清朝为避咸丰皇帝奕詝名讳，便把泞写成“伫”；为避溥仪名讳，仪(繁体)字右下方“我”的最后一撇不写。

避讳之风不但破坏了汉字的统一和严肃，而且也闹出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来。由于避讳，许多人名包括历史人物、传说中的神仙都要改名，如汉武帝名彻，蒯彻就要改名为蒯通；汉丈帝名恒，改恒为常，连月里恒娥也要改为嫦娥。人名要改，书籍典章名也要改了，如唐高宗名治，改治为理，便把汉代仲长统的《治乱篇》改成《理乱篇》；清代康熙名玄烨，改玄为元，《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就要改为“天地元黄”；晋文帝的母亲名阿春，便改《晋春秋》为《晋阳秋》。避讳改字，随之便出现了不少生造的词，如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便把民风说成“人风”，把安民说成“安人”；唐高宗之子李贤注《后汉书》，为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把《孔僖传》中“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狗”句的“画虎”改为“画龙”，龙与狗形状相差很大，好像古人在说胡话。苏洵《管仲论》中有“管仲相桓公”句，南宋人为避宋钦宗赵桓讳，追改桓公为“威公”，照这样改下去，历史人物的名字要改的得有多少，历史还算历史么?

历史上，因避讳而闹了一些非夷所思的事也不少。唐代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避家讳他坚持不举进士，大文学家韩愈对李贺这样做很不以为然。有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由避讳生出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从此留下了那句名谚。陈登为让人尊敬自己，其实留下的却是千古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