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乡县的建制沿革

历代变迁

柏乡县境，在春秋时期属晋，晋于此筑有鄗邑（故址在县北二十二里，《柏乡县志》云：“县北二十二里有故城镇，遗民尚存。”今名固城店）。

战国时南部为赵地，北部为中山国地．赵武灵王三年（公元前323年）筑城于此，其后鄗又曾为中山所据，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后，尽为赵之辖域，鄗遂为赵邑。秦代属钜鹿郡。

西汉始于鄗邑置鄗县，属恒山郡（高后元年封国，八年国除为郡）。

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恒山郡改名常山郡（景帝中元五年封国，元鼎三年国除为郡），仍辖鄗县。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封易侯国，属常山郡。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废易侯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封柏乡侯国（故城在今县城西南十七里），属钜鹿郡。

东汉初，鄗改名高邑县，并废柏乡侯国并入高邑县。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高邑改隶中山国，二十年还属常山郡（永平五年封国，建初四年国徙为郡，永元二年封国，建安十一年国除复为郡）。

三国魏初，高邑县仍属常山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改隶赵国。晋代因之。

北魏时高邑县属赵郡。北齐时，今县地遂为高邑、柏人二县地。

隋代，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析高邑、柏人县置柏乡县（治今县城），属栾州。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隶赵州，三年罢州为赵郡，仍辖柏乡县。

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柏乡县属赵州，并为州治，四年赵州徙治平棘县，仍辖柏乡县，五年赵州更名栾州，柏乡县仍属之。

贞观初复名赵州（天宝元年罢州为赵郡，至德二年罢郡复为赵州），仍领柏乡县。

五代时期，柏乡县仍属赵州。

宋代，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柏乡县省入高邑县为镇。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复析置，仍属赵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升赵州为庆源府，辖柏乡县。

金代，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降庆源府为赵州，柏乡县仍属之。

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赵州改名沃州，仍领柏乡县。元代沃州复称赵州，柏乡县仍属之。明代，柏乡县隶京师赵州。清代，属直隶省赵州。

民国二年（1913年）柏乡县属冀南道，三年冀南道改名大名道，仍领柏乡县，十七年（1928年）柏乡县始直属河北省，二十六年属河北省第十三督察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建立了柏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属冀南区。

1941年11月，柏乡县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区十一专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柏乡属冀南区四专区。

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柏乡县遂属华北行政区冀南区四专区。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柏乡县遂属河北省邢台专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柏乡县仍属河北省邢台专区。

1958年4月28日，撤销邢台专区，柏乡县划归邯郸专区，同年12月20日，撤销柏乡县，并入内邱县。

1961年7月9日，析内邱县复置隆尧县时，将原柏乡县辖区一并划入隆尧县。

1962年3月27日，析隆尧县复置柏乡县，还隶邢台专区（系1961年复置）。

1970年邢台专区改为邢台地区，仍辖柏乡县。

1993年7月，邢台地区与邢台市合并，改称邢台市管辖。

光武中兴

刘秀更始三年（25年）夏，在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今河北柏乡内）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鄗为高邑，次年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之后4年，指挥军队镇压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在位期间，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

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年）颁布6道释放奴婢诏令，规定战争期间被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未释放的官私奴婢必须有基本的人身保障。建武十一年，连下三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极刑的法律。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

遣散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组织军队屯垦。简政减吏，裁并400多县。放免刑徒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的尚书之权，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在地方上废除掌握军队的都尉。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此刘秀统治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统一政权的重建

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烧心级吹闹耙稻拥Ｈ巍５牵搅硕汉笃冢菽链淌分鸾トㄖ兀嬗芯拼笕ǎ胤奖τ种鸾バ似稹?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

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丝烟锴昴都盎Э谀昙停挚疾於だ舭⑼鞑黄秸摺！本褪橇罡骺は卣闪客恋兀耸祷Э冢魑勒烟铩⑷丝诤透乘暗母荨Ｚ轮螅龅胶狼渴屏Φ牡种啤９馕湎铝罱忍锊皇档暮幽弦艁臣捌渌羁ぬ厥嗳舜λ溃硎疽侠髯凡橄氯ァ＝峁鸶鞯睾狼看笮盏姆纯梗械牡厍醵⑽渥芭崖遥扒唷⑿臁⒂摹⒓剿闹萦壬酢薄９馕渲坏貌涣肆酥Ｓ谑牵忍镆允О芨嬷铡?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