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资料一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政治主张亦时有变化。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始终未变。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梁启超的活动非但不为清朝统治者所容纳，反而遭到忌恨，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帝，与之发生冲突。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密谋，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先后担任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等职，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他拉笼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年曾热情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能反映时代精神。1901～1902年，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梁启超一生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资料二

[拼音]：Liang Qichao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考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

（1）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

（2）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

（3）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还写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

（1）《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2）《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爘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

（3）《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

（1）《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

（2）《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

（3）《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

（4）《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参考书目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

资料三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学生。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和康有为齐名，当时并称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宣扬保皇、改良，反对革命。晚年在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任教，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宣扬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他抛弃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商立国”的口号，提出“以工立国”（《变法通议》），认为建立和发展现代大机器工业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措施，要求国家奖励富人“出其资本兴制造等事”（《〈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他以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武器，尖锐批判了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指责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政策是中国工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认为封建统治下的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黩吏需索，扦手留难，是中国商务发展的巨大阻力。

在农业方面，梁启超主张在保持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农业资本家向地主租地经营农场。在戊戌变法前他写的《说橙》一文中，就描绘了一个资本家租地、雇工经营的果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鼓吹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的文献。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清朝廷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梁启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他指出，帝国主义维持清朝统治，利用清朝廷掠夺中国路权、矿权和其他经济权益，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是比用军事力量消灭一个国家更加危险的“灭国新法”。面对着日益加紧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他改变了自己原来赞同自由贸易的立场，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维护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1902年以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兴起，梁启超逐渐把斗争矛头由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转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夕爆发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大论战中，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将。他攻击革命派“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宣扬“地主勤劳起家”论，把地租说成是地主“勤劳所应享之报酬”（《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他指责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是剥夺小农，认为消灭土地私有制会危及整个私有制度，破坏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他反对革命派“节制资本”的主张，鼓吹“大资本家利益至上”。认为垄断资本的出现是“物竞天择自然之运”，大资本家是振兴实业的时代英雄。中国只有建立起大资本家的垄断组织，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即使大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发展给劳动者带来灾难和不幸，劳动者也应该为所谓“社会进步”而“忍其痛苦”（《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指责社会主义违反中国的国民性，认为中国不存在产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无所凭借，中国首先应该欢迎资本家发展生产，而不应该进行“主义的运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他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

梁启超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一再指出西方的“富国之学”（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有重要意义。他在1902年写的《生计学沿革小史》，是近代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关于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专书。梁启超又是中国近代最早注意研究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的人，他的《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管子传》、《王荆公》等著作中，都有相当部分分析了有关人物的经济思想。他还曾有过著一部《中国生计学史》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打算。梁启超的这些研究，对后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作用。

资料四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代表之一，报刊主编、政论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生。1889年考中举人。1890～1894年就学康有为，接受了康的改良主义理论体系。1895年起投身政治改良运动。先后在北京编辑《中外纪闻》，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数十篇文章，系统阐发维新变法主张，蜚声于时。自此世人并提“康梁”。其间还对报纸政论文体进行改革，亦以此闻名于世。1898年7月受光绪帝召见，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1898年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在横滨创办并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宣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学术文化，进行启蒙思想宣传。其办报思想和实践也有发展：创时事短评栏目；首次提出“党报”观念；强调小说为政治宣传服务；开副刊改革之先声。1903年以后日愈反对共和与革命。1905年起与同盟会的《民报》进行激烈论战。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期间，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和《国风报》，继续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曾主编《解放与改造》，提倡东方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晚年讲学于清华大学，从事学术著述。1929年1月19日在北平(今北京)逝世。遗著编为《饮冰室合集》。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深受读者欢迎，被认为是“时务文体” (也称“新民文体”)的典范，对中国近代的报刊评论文风，起过重大影响。

资料五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举人出身。18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的介绍，拜康有为为师，思想上深受其影响。1894年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并帮助他从事各种维新活动，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物，人称“康梁”。1929年1月19日逝世。

梁启超曾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论文，阐发维新思想，并指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依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变法的必然趋势。

梁启超从“教育救国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当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他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面。

梁启超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于此。”

梁启超认为兴学校，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这一制度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 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 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 22～25岁为“成年期”， 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他认为：各级各类学校是相互衔接的，按学习程度递进，不能越级。中学、小学、幼稚园属于普通教育范围。小学阶段为强迫义务教育，“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罪其父母”。而分科大学、 师范学校、军事学校、 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则属于专门教育范围。

梁启超在“开学校”方面，比康有为更有远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一支懂得政治法律的， 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师资，他极力倡导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梁启超从男女平权，解放妇女的立场出发，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一篇《倡设女学堂启》，并附有《女学堂试办略章》。

梁启超也很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他认为旧的教学法是：“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他尤其反对旧学校采取体罚，认为体罚的结果，使学生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教学法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的教育思想虽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兴起是有影响的，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资料六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1889年中举。后在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并助师著书、讲学，鼓吹新学。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清朝变法。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继续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1898年，追随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世以康梁并称。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先后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西学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1905年开始，代表保皇派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和斗争。辛亥革命后，一度依附袁世凯。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策动“护国军”反袁，依附北洋军阀。1917年末因不满军阀统治，脱离政界，从事著述和讲学。1925年任北京清华研究院教授。1929年1月19日病逝。主要著作辑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以“流质善变”著称，其政治态度和主张因时而变，但其爱国图存、实行政治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却基本不变。其政治思想可分三阶段：

（1）1895～1903年为第一阶段。在戊戌变法时期，他积极宣传和推行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变科举、兴学校、变官制，逐步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内的议会政治制度。他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失败后，他仍坚持君主立宪宗旨，但言论渐趋激烈，较强调立宪法、伸民权、限君权，甚至抨击清朝弊政。他曾一度同情革命，希望调和革命和改良，提出折中的“变革”主张，并说此“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2）1904～1911年为第二阶段。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日趋倒退，渐与革命派发生冲突。1905～1907年他在与革命派的公开论战中，认为中国革命必招致列强的干涉和瓜分，并引起内乱，势必亡国。其政治主张已由“君主立宪”倒退为“开明专制”。他声言:“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民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他积极参与清朝的“预备立宪”活动，以图抵制革命。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病故后，梁启超又谋划“国会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立即召开国会，以遏止革命洪流。1911年武昌起义后，梁启超又配合康有为鼓吹“虚君共和”，企图保存清朝皇统，反对民主共和。

（3）1912～1929年为第三阶段。梁启超于1912年10月从日本回国，依附袁世凯。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声讨，又策动蔡锷起兵反袁，并冒险南下参与护国反袁之役。1917年，张勋复辟，他又出面反对，不惜与拥护复辟的康有为对立。复辟失败后，北洋军阀执掌中央政权，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与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为敌。1917年末梁启超因不满军阀的专横统治，脱离政坛。他反对军阀“私斗”之祸，提倡“国民自卫”，“自卫”的方式是“国民制宪”，即“以国民动议的方式，得由有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这与他昔日的“立宪”主张，本质上并无不同。五四运动后，梁启超把参加革命活动的工人和学生等同于军阀、官僚、政客，一概称之为“无业阶级”，并提出“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的口号，混淆阶级阵线，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虽然充满矛盾，但他毕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戊戌变法前后10年内，做了大量的政治启蒙工作，唤起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觉醒；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反对帝制复辟，捍卫了共和政体。他的最大局限是始终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

资料七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于乡。后师事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积极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主办《时务报》，先后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光绪二十三年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7)被光绪皇帝召见，奉旨以六品衔办译书局事。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论著，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自由、平等、爱国、利民、勇敢进取等思想，对当时中国年青一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兴起以后，约从光绪二十九年起，梁启超公开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相对抗。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暴动主义足以亡中国，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五四运动前后，他与张东荪等相呼应，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社会主义。1920年以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

梁启超著述甚丰，大部汇编为《饮冰室合集》，共有148卷。

梁启超拥护C.R.达尔文进化论。他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莫不变”，就自然界来说，“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兽，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人事也同样是变的，“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而两税……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因此他认为，“变”是天下古今之“公理”。他说，当今是“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国家的治法是非变不可的，“变亦变，不变亦变”。他的这种议论，为变法维新提出了重要理论根据，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梁启超还把进化论应用于历史领域，形成了他的新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明确地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孟子以来的“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螺线上升的，并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但他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化发展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少数英雄人物，说“舍英雄几无历史”。

梁启超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只有“心”才是实在的，他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又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他相信佛教所谓的“三界惟心之真理”。他的唯心主义宇宙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软弱无力的阶级本质。但在某种限度内他又不能不正视一些客观事实，如他说：唯心论是要把“所有物质的条件和势力一概否认，才算彻底，然而事实上那里能做到。自然界的影响和限制且不必说”，“生活条件的大部分是物质，既生活便不能蔑视他了”。这表明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并不十分彻底。（见彩图）

资料八

[拼音]：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后转变为保皇派。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89年中举，翌年拜康有为为师，从此热心西学。1895年在京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并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后到湖南，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和谭嗣同等人一起宣传维新思想。1898年积极参加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他逃往日本，在当地办《清议报》、《新民丛报》。1905年间，他则作为保皇派主将，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辛亥革命后，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

梁启超主张采用西方的法律制度，重视法律的作用，并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庸俗进化论等观点来阐明自己的法律思想，使其为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服务。他的法学著述较丰富，著有《变法通议》、《立宪法议》、《立法权论》、《卢梭学案》、《霍布士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我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各国宪法异同论》等一系列文论。

甲午战争(1894)后，梁启超也提倡新学，抨击旧学，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宣传兴民权，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鼓吹变法图强。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法律自不能例外。他认为一种法律施行数十年或百年，必发生弊病，“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中国专制主义下的旧法，施行至今已是弊病丛生，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改革旧法律制度，而代之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在这一方面，他比康有为、谭嗣同具有更为鲜明的资产阶级法律观点。

梁启超对于J.-J.卢梭的社会契约说颇为赞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赞同法律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他将法律分为两类：一类生于契约，一类出于命令。他认为，出自命令的法律不正不善，由契约形成的法律，才是公正善美的。他还将法律看成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认为法律产生于人们的共同“良知”，应由众人共同制定，而非出自一人。只有这种发自良知，由众人制定的法律，人们才会自觉遵守，社会才会象军队那样整齐而有纪律。他又指出法律是“国家之意志”的体现，应反映“公意”，“国家之意志”“舍国民奚属”。因此，主张立法权应归“国民之多数”，才能体现公意，这样制定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中国专制制度下的立法，都是由一人或数人所制定，不能体现公意。他由此指出：“以此勘之，则谓吾中国数千年未尝有法律，非过言也。”他赞扬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理论，是“实能得立政之本原”，指出泰西因早行三权分立，“各国政治乃益进化”。为在行政、立法分立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又主张设立由“国民之多数”或其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如立法部），以行使立法权，制定能体现国民意志的宪法及其他法律。梁启超所说的“共同良知”、“公意”、“国家之意志”以及所谓的“国民之多数”，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及其意志的同义词。他的这些言论是在为资产阶级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力提供理论根据，也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力图使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的愿望。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比较重视法制的思想家之一。他把有无法律与法律是否发达，看成是人和兽、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线，认为法律愈发达，则人类愈文明；一个民族的法律愈发达，则这个民族愈强盛。他指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重视法律和法学；中国之所以衰弱，就在于长期轻视法律和法学研究工作。因此，他指出:“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他自己还表示:“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能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法律观去同封建主义法律观相对立，在客观上有着一定的进步的启蒙作用，他所进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工作，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