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拼音]：Kang Youwei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逝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资料一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1858年3月19日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

康有为生活在清朝国势日蹙， 内外交困的年代。 目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激于爱国热忱，从1888年至 1898年，曾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 要求变法。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1895)中建议“变法成天下之治”。 并先后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报纸， 宣传改良主义理论。 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变法维新运动”。这一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但以遭受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先组织保皇会，后改名国民宪法政会， 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2年，他组织孔教会，鼓吹尊孔复古。1917年又参加张勋的复辟活动，政治上愈趋堕落，1927年3月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早年学程朱理学，后转崇陆王心学，中年接触了西方文化，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新旧并陈、中西杂糅的特点。他主张“渐进”而反对“骤变”，提倡“托古改制”。这是他一生开始主张“变法”，后来转变为“保皇”，进而反对民主革命的思想根源。

在近代教育史上，康有为是“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国家的强弱是以文化教育是否发达为转移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穷理”就是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劝学”就是普及教育。因此。他多次呼吁清政府兴办新式教育，引进西方学校制度和科学技术。“变科举”、“兴学校”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以他为首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变法”的基本政策。

康有为指责科举制度是愚民政策，只能使人脱离实际，闭塞聪明。选拔的人才，往往空疏无用。因而，康有为建议开办小学、中学和大学。他要求国家对儿童实施强迫的普遍的义务初等教育。他提出：“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他主张中学在初等教育基础上加深文化知识的传授，并增加外国语和实用学科。他提出：“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至于大学，康有为提出设“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在首都设京师大学堂。他还建议成立“学部”（教育部）统管一切教育事务。此外，在筹集教育经费，“派游学”、“译西书”等方面，也提出不少积极的方案，这些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得到部分实现。

康有为在所著《大同书》中，还设计了理想的教育制度。在“大同”社会，设“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分阶段进行教育。 “育婴院”对儿童实施学前教育，由公家抚养 。地址设在 “楼居少而草地多”的地方，“多植花木， 多蓄鱼鸟”， 以培养和陶冶儿童的“仁心”。教育的重点是：“务令得宜以壮儿体”，即保证儿童身体得到健壮成长。在“小学院”阶段，由于“童幼之性尤好跳动，易有失误，盖未至自立自由之时”，所以一切起居、饮食、衣服、游戏都要妥善安排，做到“固不可多束缚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纵肆以陷于恶”。这个时期的教育重点是“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即体育（健康）第一，智育第二。在“中学院”阶段， 他认为“人生学问之通否， 德性之成否，皆视此学龄”，至关重要。校舍宜宽广，食堂、图书馆、体育场、实验室等设施要齐全。 根据学生“脑气未充，身体尚弱”的年龄特点，除“养体开智以外，又以德育为重”。在“大学院” 阶段， 由于“大学皆专门之学，实验之学”，目标在于培养专业人才。所以除德育、体育外，“专以开智为主”，即把智育放在首位，学生按照志愿选择专业，“人人各从其志，各认专门之学以就专科之师”。康有为引进欧美教育制度的思想。对清末、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曾起过一定的影响。

资料二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戊戍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理论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95年，联合赴京会试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幻想扶持光绪重新掌权，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要求复辟帝制，在思想上宣扬尊孔复古。其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向光绪皇帝的历次上书等。同经济思想有关的还有他后期著作《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

在19世纪末，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他主张以大工业为中心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了以“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为内容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戊戌变法时期他又进一步指出：“今已入工业之世界”，中国要富强，必须“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成大工厂以兴实业”（《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和振兴实业的口号。

他彻底否定了洋务派办工业的道路。他指出，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办”和“官督商办”，“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主张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工、矿、商、交通运输各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应该“一付于民”、“纵民为之”（《上清帝第二书》），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国家要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康有为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革封建的上层建筑。他抛弃了早期改良派“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观点，认为只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变事”不是“变法”，“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即在政治上也要尽变西法。他建议设“制度局”以代替封建中央权力机构“军机处”，他所设计的制度局，实际上是一个由主张变法的势力掌权的维新内阁。

康有为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他在《大同书》中，在坚持资本主义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大同”思想。在他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制，土地及其他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农、工、商各业都由“公政府”按照社会需要实行有计划的经营。“大同”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工作日大大缩短，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享受极大提高。“大同”社会将消除国家，消除种族差别，消灭家庭，男女完全平等。“大同”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还存在商品和货币，并有商业大富人和各业大富人。

20世纪初期，面对着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康有为坚持改良、保皇的立场，经济思想由进步转向反动。他在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进步思想和活动，宣称“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忏悔自己领导变法维新运动是罪魁祸首。在经济思想上，他也倒回到洋务派的船坚炮利论。认为唯有讲求物质，讲求“工艺炮舰”，才能救国。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写的《金主币救国议》，把中国贫穷衰弱完全归因于没有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货币制度的改革说成是中国起死救亡的“第一方”。辛亥革命后，他又写了《理财救国论》，宣扬只要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银行网，中国就可以“十年而富力无敌于天下”。他还针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极力鼓吹土地投机。1919年康有为重印《物质救国论》时，在该书《后序》中攻击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未至其时而误行之，徒足以招乱”，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资料三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前后转变为保皇派的首领。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授工部主事。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日本变政考》、《大同书》、《礼运注》等。

康有为从青年时代起，就留心西学，1895年，清王朝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他愤然发起“公车上书”，反对不平等条约，呼吁救亡图存，变法图强，震动了朝野。为鼓吹变法维新，他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并继续向清帝上书。1898年，在清光绪的支持下，康有为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着手进行变法，但为慈禧太后、荣禄等人所反对。不久，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亡海外。此后，他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此，康有为日益落伍倒退。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和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纲领，并希冀通过争取清王朝某些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去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也相应地提出改革旧法律制度、采用新法的主张。他的法律思想是他的变法维新主张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的。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儒家“大同”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为其理论基础，在“托古改制”形式下宣传了某些资产阶级观点。他对中国旧的法律和制度表示不满，并以进化论为依据，论证中国必须变法。他说：“变者，天道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尤其是在万国并列，西方强国鹰瞵虎视的环境中，他更感到非变法不能自存，因而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在“全变”的观念下，康有为主张仿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他从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考虑，主张采用三权鼎立之制，把三权分立视为立宪精意之所在，认为只有“三权立，然后政体备”。西方各国以行三权分立之制而强，中国则因行君主专制而弱，他指出，在三权分立之下，行政、立法、司法各不相统，又互相制约，君权受到限制，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君民共主。

康有为又认为建立议院以行使立法权，是实行三权分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公车上书》、《上清帝第四书》、《上清帝第六书》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等奏稿中，他反复地吁请设议院、开国会，以行使立法权，使国民得与君主共议一国之政法。

他要求采万国之良规以制定宪法，认为立宪法，确定君民权限，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个基本条件。为给立宪法找根据，他甚至牵强附会《春秋》的定“名分”，就是宪法的定权限。他还提出：中国历来所无的民法、商法、诉讼法、军律、国际法等等，西人皆极详明，也宜采用。至于刑法，他也主张参酌罗马法及英、美、德、法、日诸国法律，重订施行。

康有为还以“公羊三世”说和天赋人权论为依据，阐述了法律的进化，指出法律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3个发展阶段。在据乱世，国家由一君独治，人权没有保障，律繁网密，违反人道，人们备受惨酷刑狱之苦。升平世的法律制度则优于前者，此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或共和制，人权有保障，虽存在刑法但已去酷刑，废死罪，人们已没有据乱世刑狱的苦境了。但他认为最理想的乃是未来的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享有充分的人权，没有国家，没有帝王和行政长官，没有家庭，没有私产，没有犯罪，没有刑法，刑措不用，囚狱不设，前二世存在的诸苦尽免。

在研究怎样致刑措，免诸苦，达“大同”时，康有为还探讨了犯罪的问题。他认为发生犯罪的原因，在于社会中存在着私产、贫困、君长等级与家庭亲属关系等因素。因此，要消除犯罪，就必须去“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等九界。要去九界，致刑措，又应从实现男女平等，“明男女人权始”。他设想，男女完全平等独立，享有充分的“天予之人权”以后，便可从消除夫妇关系入手，进而消除家庭、私产等，再进而消灭犯罪，去国界，而达到“大同”之世。

康有为在戊戌前后的数年间提出的这些法律思想，虽存在不少谬误，但许多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20世纪初，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高涨的新形势下，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的立场，依然坚持社会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只能先行君主立宪，然后才可实行共和民主。“时有未可，治难躐级”，甚至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行共和，言自由平等，则惟有破纪纲，坏伦纪，至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而已”。与此相应，他的法律思想也从要求变革退而主张复古。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经义典章法度，是无数圣哲所创造，可行之久远，不应完全废除。他反对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甚至主张“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令尽火之而还其旧”。在这种保皇复古思想的支配下，他在1917年，与张勋合演了一出复辟丑剧。这个曾一度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终于堕落了。

资料四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家和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生于官僚士绅家庭。少年读孔孟之书，成年受业于名儒朱次琦，赞赏陆王著作，鄙视程朱理学，后转攻西学。光绪十四年(1888)首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后在广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并从事变法理论著述。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后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报纸，为变法作准备。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成为中心人物。变法失败后，他逃到海外。在国外组织保皇会，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归国，后被推为孔教会会长。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1927年3月21日卒于青岛。他的政治著作主要有《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论革命书》等论文。辑有《康有为政论选集》上、下册。

康有为政治思想的要点有：

（1）历史进化观。他根据传统的“变则通、通则久”的进化思想，提出了新的公羊三世说。汉代的公羊三世说为：由太平世到升平世，再到据乱世，今不如昔。康有为将其顺序颠倒，认为历史是沿着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逐步发展的；再比照儒家的“小康”、“大同”思想，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由据乱世而小康世而大同世；最后与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相比附，公羊三世说就变成了由封建社会进到君主立宪，再进到民主共和。他用这种新的公羊三世说论证了改革封建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说明君主立宪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的历史进化论为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君主立宪提供了理论依据。

（2）爱国图强思想。康有为前期政治思想的主题是爱国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力倡自强保国，多次指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已陷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的局面：“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康有为政论选集》第52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自强政治”，才能“保全”民族，救国救民。所谓“观大地强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同上书，第211页）。

（3）变法维新主张。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的政治纲领是实行君主立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必须改革封建专制政体，抑君权、伸民权，使上下沟通，君民共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设议院。在中国民智未开，封建势力顽固的情况下，又必须先开民智，设集议院，逐步向国家议会过渡。君主立宪是康有为始终坚持的立场和观点。

在政治方面的变革主张还有：在中央和地方设制度局与民政局，以定新制，贯彻新政；裁撤旧官员，任用拥护新政的新人才；在午门设上书处，以广开言路。在经济方面的变革主张有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等，中心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废八股，停科举，办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考察，奖励办报和著书立说等。在军事方面，主张更新武备，采用西法训练陆海军。这些主张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方案。

（4）大同思想。康有为在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发现许多社会矛盾，他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去“九界”达到世界大同。他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理想的蓝图：生产发展，物质丰富，人人独立、平等、自由、幸福，实行民主管理；消除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军队和刑罚，没有皇帝和贵族，禁止“独尊”。他构想中的均产说、民主原则、自由平等观念和社会福利设想是较有价值的思想。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在戊戌变法时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在当时有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他的大同思想成为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和社会改良的立场，反对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最后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

资料五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 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 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龢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 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龢、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 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资料六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3.19)生于广东南海县，1927年3月31日卒于青岛。

生平和著作

康有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接受封建教育。后深受朱次琦“济人经世”思想的影响，大量阅读儒佛经典、诸子著作和西方译著，潜心于“经纬世宙”的学问。 对康有为思想影响较大的， 既有中国《易传》的变易观、今文经学的三世说、 《礼记》的“小康”“大同”思想、陆王心学和佛学、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等，又有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知识。他融合所学中、西学问，于光绪十年(1884)开始构造自己的“以元为体”的哲学，并撰写了《人类公理》（后改题《大同书》）和《内外篇》。

康有为于光绪十四年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从光绪十五年起，先后在广州长兴里、卫边街邝氏祠等处讲学，宣传他的变法理论，光绪十七年和光绪二十四年先后出版《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宣传托古改制思想。《新学伪经考》把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古文”经典一概宣布为“伪经”，说“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的先哲，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造舆论。光绪二十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中国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震动。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 3项主张。这年康有为中了进士，授予工部主事。从“公车上书”起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期间，他领导了爱国维新运动。这期间，他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书 6次。目的是想依靠光绪皇帝的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到过日本、加拿大、欧洲、印度等地。他顽固地坚持改良路线，拒绝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合作。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鼓吹虚君共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1913年回国后，极力提倡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造舆论。尊孔派组织孔教会，推他为孔教会总会长。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

康有为著作很多， 《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是他的代表作。（见彩图）

哲学思想

康有为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康有为说他的哲学“以元为体”。“元”，有时被解释的物质性的气，说“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并根据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有时又认为元是精神性的，说“元”即“元气”，也即是“知气”;还说:“统乎天”的元，与婆罗门的“大梵天王”、耶稣教的“耶和华”相象，与佛教华严宗的“性海”相同。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由这一精神性的“元”分转变化而成。这“元”赋予于人，便是不忍人之心，即“仁”；人们凭着这一仁爱精神，可以创造万物。他说仁“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精神性的元是主导。他企图以发挥这种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变法维新的目的。为了调和其理论中的矛盾，他提出一种带有泛神论色彩的思想，说物质世界起源于元──神；物质世界出现后，元──神就在宇宙万物之中。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众生同原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

康有为注重变易，认为变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普遍现象。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把这种变易观进一步发展为日新──进化观念。他说:宇宙间的天体（包括太阳系的各个星球），都是经过漫长岁月，从“天空之气热，鼓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逐渐演化而成的。他又以地里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从下至上，分为“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大鸟大兽层，而后至于人层”，证明地球上的生物也是进化的。

康有为的变易和进化思想集中反映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近代的进化论思想，提出一种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他说：“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进化发展的，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而后再进化发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历史的必然。根据这种进化历史观，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合时宜，应当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所代替。并且指出：“世运既变，治道斯移”。这种观点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同样包含着矛盾，一方面，具有不少辩证法思想成分，认为社会普遍存在新与旧的矛盾，并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这种矛盾的对立斗争促进社会进化，肯定社会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由一种性质进化到另一种性质。另一方面，又含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矛盾对立的激烈斗争，片面强调矛盾的调和，说“中和”是“大道之本”，认为历史的进化，从根本上说是靠人们扩充仁爱精神、泯灭社会矛盾来实现的；只讲循序渐进，反对革命的突变。

康有为根据“三世”说历史进化论，把《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佛家的慈悲，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糅合一起，创立了空想的“大同”社会学说。

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将必然到达理想的“大同”世界。到了“大同”社会，国家、家族、阶级（等级）、君主、贵族都不存在了；“大同”社会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生产高度发展，人们过着十分美好的生活。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从根本上说，彻底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诸原则。“大同”社会实质上是高度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

康有为的伦理思想是其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混杂在一起的产物。

康有为认为“免苦求乐”是人的共同本性，是支配人的行为、推动社会进化的动力，道德准则不过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在他看来，宋明理学宣扬的“存理灭欲”乃是“绝欲反人”的理论，根本违背了人的本性。他指出，人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自由、平等、博爱是“天予人之权”，特别是博爱，植根于人的本性，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基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只有靠博爱，才能去除各种界限，使自由、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康有为还提出“有私以害性”的观点，并认为只有在“大同”社会里才能使人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劳动才会成为道德评价的标准。

评价

康有为的思想，含有不少封建糟粕。他在论述“免苦求乐”人性论时，承认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仁”；他一方面宣传自由、平等特别是博爱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肯定“爱有差等”的必要性。在当时反封建的现实斗争中，他反对人们用革命手段去冲破封建罗网。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终于堕落成为保皇派，否定自己早期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宣扬“尊礼读经”，鼓吹建立“礼教”，极力维护封建纲常。但是他在早期对以程朱学派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社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为戊戌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改良派中许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资料七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

咸丰八年(1858)，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见彩图）。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缪荃孙《朱次琦传》)。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自订年谱》）。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光绪八年(1882)，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从此遂大讲西学。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著，自成其独特的体系。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著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光绪十四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九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次年归粤后，学海堂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以弟子礼来请教，康有为对他们“所挟诗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陈、梁闻所未闻，遂退出学海堂，跟从康有为学习。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万木草堂，讲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从学者日益增多，有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徐勤等，而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康有为“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断之”。同时又著书多种，以《新学伪经考》为最著名，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中本省举人。次年会试落第，他的著述与讲学遭到给事中余晋珊严词弹劾，斥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自订年谱》）。经梁启超奔走营救始得解脱。冬游桂林，住风洞山，着手著述《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这年下半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洋务破产，举国悲愤。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进士考试，正值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订定和约成，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举国哗然，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情绪激烈。先有广东梁启超等联名数十、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各省分批继之，但毫无结果。于是康有为复主其事，以一昼二夜草疏万数千言，“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清帝第二书》)，合十八省举人集议于松筠阉，参与上书联名的共12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一次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都察院以和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不收。上书后几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于两个月中又连上两书，对变法的内容、步骤作了具体补充，仍不得上达，遂南归。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开强学会，因学说不同未成。此后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续成《孔子改制考》等书。又曾至澳门，与何君穗创办《知新报》，并完成由光绪十二年即着手编辑的《日本变政考》。又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萱开圣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藉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十二月康有为“万里浮海”，再赴京师上书言事。指出“瓜分之祸，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历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按轻重缓急，提出变法的次第，第一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清帝第五书》）。接着又上一书，均不得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正月初三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问以变法之宜。顽固派荣禄仍反对变法。次日，康又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初八日又应诏上统筹全局摺，复又上一书。自光绪十四年至此共上清帝七书。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至九月二十九日奉光绪帝密诏离京，共90日，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终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赴日本、加拿大、英国，继续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在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在英国，幻想借助英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大权，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组织保皇会。次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康有为组织门人唐才常创立自立军“勤王”。自立军失败，康避居印度大吉岭，除撰述《大同书》等书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其坚持立宪保皇、反对革命的种种论调遭到革命派章炳麟的严厉驳斥。此后，康有为离开印度，往返游历东南亚诸国和欧美十余国，后居南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日本，仍坚持反对民国，遭到孙中山指责。1913年因母丧归国，移居上海。1917年6月，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废帝复辟，他至京，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复辟失败，他去青岛。

康有为属于今文经学派，著作丰富，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有：

（1）《新学伪经考》。他认为西汉只有十四今文博士，没有所谓古文经。西汉末刘歆力争新立博士的古文经，如《周礼》、《左传》、《毛诗》等，都是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是为帮助王莽篡汉，以乱孔子制作《六经》之真。所以伪经是新(王莽国号曰新)学，不是汉学。这样便动摇了清正统学派所谓汉学的基础，并启发学术界对古代典籍的怀疑。其说虽缺乏说服力，却发生了重大影响，直接波及“五四”以后的疑古派。

（2）《孔子改制考》。他认为《六经》皆孔子所创作，目的在改定制度。为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孔子托之古代圣贤，而且以为周秦诸子无不托古改制。他所说改制，实即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所以他喜言《春秋》公羊学派“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以为时代不同当随时因革，愈改革而愈进步。此说实为康有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并动摇了尊古信古的风气，使汉学宋学都失去基础。而其尊孔实置孔子于诸子之列，无形中又启发了人们疑孔。

（3）《大同书》。此书在著作时间上有问题，康有为生前无完本。据云康密不以示人。此书以《春秋》公羊义的三世说，傅会《礼记》里《礼运》上一段话，以“大同”为“太平”之世。大同之世，无国家、种族、阶级、家庭等界限，儿童、老人各有教养，人人平等，无贵无贱，有享乐，无痛苦，有公德，无私产。实糅合佛教极乐世界、儒家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悬拟而成。康有为认为当时为小康之世，未到大同之世，公布则徒乱人意，故终生没有公布。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他不以诗人自命，而好吟咏，以余事为诗。他的诗散佚甚多，今存千余首。“检收坠简写乌丝，五十年来千首诗”（《旧作诗篇，……辑成题之》）。自称“其数多于李杜，比古人为大集矣”（《吾诗久多流佚……》）。这还只是一般诗歌大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对诗界的开拓。他不满意清中叶以来的诗风：“一代才人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他和改良派的其他诗人如黄遵宪、梁启超一样，自觉地反映新世界，扩大诗的领域，创造诗的异境和新声。“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他自豪地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同前）诗到李杜，意境和领域已空前扩大。杜甫有句云：“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西阁二首》其二)；韩愈也有句云：“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感春三首》其二）；他们还想写及更广大的领域，但受时代局限，终于没能写出中国九州之外的大九州，没有写出瀛海，没有写出整个世界，而康有为却做到了这一点。康有为在自编诗集《自序》中说：“然性好游，嗜山水，爱风竹……则余事为诗，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遘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犿奇伟之境。临睨旧乡，邅回故国，阅劫已夥，世变日非。……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穷于诗……”比较全面地触及作诗的态度、诗的内容以及其诗与其特殊政治生活遭遇的关系。他又有《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消遣》一诗，以杜甫自况并欲学为杜甫诗史，虽不很确切，但其身世行迹却有与杜甫相似之处。特别是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尤其引为同调。康有为的诗为其思想、政治活动所掩，在晚清，梁启超以“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称之，与黄遵宪并列，是有识见的评价（《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

康有为的诗可分三个时期：戊戌以前是一期，海外流亡是一期，辛亥回国后又是一期。这后一期可以不论，即以前二期观之，亦足以为一大家。其第一期，不为科名，从事改良运动，讲学以培养人材，博学以致力于吸收外国文化历史新知识。其为诗以反映时局变化和改良运动为突出内容。如光绪十四年(1888)，他第一次以诸生上书请变法，不达，作《出都留别诸公》 5首，其一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材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怀抱着救国的理想，高瞻远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表示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自视不凡，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许多反映时事的诗篇，密切地为改良运动服务，亦成为近代诗史的篇章。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歌颂变法运动，表现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感愤，亦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虽然康有为诗的精神和黄遵宪一致，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有所不同。他在戊戌变法前所写的诗大抵是政治抒情诗，直抒感慨怀抱，不作具体描写，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康有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他早年自学西学分不开的。他能体会西学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而不固执于东方古老文化的独尊，是康有为能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游历香港和上海，看出西方治道有方，而思有所学习，《初游香港覩欧亚各洲俗（己卯冬月）说：“关岛神皋聚百旂，别峰通电线卑微。半空楼阁陵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沿山绿囿闹芳菲。伤心信仰非吾土，锦帕蛮满目非。”赞美香港的物质文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都市的繁华秩序，而伤心其为西人的殖民地。赞美的是西学，伤心处是中国处于贫弱的地位而为西人所统治。

康有为很大部分的诗，是第二期流亡海外所作。他以政治为专业，考查各国政治历史，虽其目的在于保皇，在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君主立宪，但他在此时期所作的诗，实远超出他的政治意图之外。他通过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大九洲，即新世界，此中国传统诗前所未有，而为改良派人物所独辟。康有为不厌其烦反复地游览异国，表现他所见闻的一切。如《偏游欧洲十一国题词》：“留滞欧洲半载余，遍游十国走飞车。腥鱼乾脔难为饱，华屋巍楼颇可居。风化何能比中土，物华差或胜方舆。地中有海生人白，二者天骄我不如。”他的东西方学术的深厚修养和诗人好吟咏的兴味，又完全足以达到其目的。这使他的诗成为杜甫以后新的最大的诗史，他的女儿康同璧在跋文中说：“世之读其诗者，作中国维新史观可也，作世界风俗史观亦可也。”晚清诗论家陈衍说:“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与敦槃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之作，颇为夥颐。而南海康长素先生，以逋臣流寓海外十余年，多可传之作。”（《石遗室诗话》卷九）康有为大量的海外之作，成为他考察各国政教风俗、史迹文化和风景名胜的记录，不同于旧时山水游览诗的新派诗。其气势汪洋恣肆，共文辞瑰丽自然，无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之弊。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高度评价，殆非虚语。《槟榔屿放歌行》、《地中海歌》、《罗马怀古》、《巴黎登气球歌》、《纽约楼阁高二三十层……》、《五渡大西洋放歌》等，可见其视野开阔，心奇壮观，确非传统诗歌所能有。“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渡太平洋》)；“云垂大野星辰炯，水接长天岛屿微”（《五月出利物浦，渡大西洋……》）；“两洲连跨三邦土，半日飞行一叶舟”(《除夕携眷自摩洛哥返西班牙……》)；如此海洋景色，非身历其境而又敏于即景描绘的诗人，何能想象而得之！康有为众多可传的诗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难得的结晶。

康有为的散文，主要是政论文，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以新旧学或中西学为基础，思想奔放，直抒己见，据古证今，畅所欲言，意无不达。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而又能吸取其所长。或散行，或骈偶，偶多于奇，朴实自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也有龚自珍散文的影响，但比龚文汪洋雄伟、放纵和流畅，而奇诡钩棘较少。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上清帝”七书可视为他政论文的代表作。

康有为诗集最初有梁启超手写 4卷，上海广知书局影印本。卷首有康有为《自序》，光绪三十四年出版。梁写成4卷时，康已编诗至11卷（自延香老屋集至南兰堂诗集）。后有康同璧续编 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为崔斯哲手写，1941年4月商务印书馆影印。康同璧跋文后，复有崔斯哲的跋文。此诗集仍非全本，集外尚有佚诗。

《康南海文集》与《梁任公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印行。此集共分9类，其中著述有4种，游记有 5种。文则有论说、序跋、奏议、拟案、书牍、祭文等，最后为诗。其书为临时编印，所缺甚多。1917年，有所谓“足本”《康南海文集汇编》，共 8卷。卷一至卷四为《言论》；卷五至卷七为《政策》；卷八为《学术》、《艺林》（附诗词），则其非“足本”明甚。

康有为学术著作单行本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论语注》，《广艺舟双楫》，《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又有新编《康有为和保皇会》、《康有为政论集》等。诗文有《康有为诗文选》。台湾蒋贵麟编辑的《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共22集，所收康氏著作最齐全。

关于康有为研究资料，传记则有《康南海自订年谱》截至戊戌变法以前。其后则有其子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以传记名者，最初则有梁启超作《南海康先生传》，后有东莞张伯桢著《南海康先生传》，又有《清史稿·康有为传》。其见于近代研究者则有：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参考书目

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二版），上海广智书局，上海，1907。
2. 沈云龙：《康有为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