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拼音]：Sima Qian

中国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自幼聪慧，10岁即诵习古文。20岁时外出游历，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实地考察了各地习俗，搜集了民间传说。后为郎中，奉使至今四川、云南等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继父职为太史令，因得以遍览皇家珍贵藏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閎等人共同制定《太初历》，同时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述。其书原名《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凡 130篇，共526520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取材丰富，对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及奢侈腐朽生活有一定的揭露，对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也有较客观的反映。同时，还为许多中下层各式各样的人物立了传记。并以专章反映了中国古代以来的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以及少数民族等情况。《史记》文字生动形象、传神感人，不仅开启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而且是卓越的传记文学作品，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资料一

中国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著《史记》。

司马迁重视经济问题，在《史记》中有专门记载经济方面历史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他在记述史实的同时，还对许多经济问题作了评论和分析，形成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观点。

西汉初年，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汉王朝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指导，与民休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比较放任，较少干预。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农业获得了恢复发展，而且工商业也空前繁荣。封建国家、官僚贵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西汉王朝的政策也就从无为转向有为，在经济上实行了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司马迁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发，对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司马迁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样的。不仅农工商贾追求财利，而且贤人、隐士、官吏、将士，以及赌徒、娼妓、流氓、恶棍，无一不是为了求利而活动。他特别称道通过农虞工商的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贤人所以富者”，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之所以在《货殖列传》中为这些人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对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俭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勤俭虽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胜”。他还认为，要想致富，必须“诚壹”，即专心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他又认为，富与贫是由于“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别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还把个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无本钱和本钱多少联系起来，认为：“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货殖列传》），没有本钱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少有本钱的人可以施展经营本领，本钱雄厚的人可以逐时争利，发大财。

基于上述看法，司马迁把富者奴役贫者看作是自然的事。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

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既把农业看作本业，又不轻视工商业。他认为要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农、虞、工的劳动，以及商业的贩运流通，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每个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因此，他认为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听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的经济政策是赞许的，他认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货殖列传》）。他对汉武帝时所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比如对“告缗”，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工商业者破产，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平准书》），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没有了。

但是，司马迁也不主张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认为过分放任，“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竞相奢侈等现象，就会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平准书》）。商品货币经济的过分发展，也会产生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比如，他对计然（见范蠡）所讲的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的干预措施，就是赞扬的。

司马迁还认为，“庶民农工商贾”有同样多的本钱，都同样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二百钱，一千户即可取得二十万钱。农工商贾如果有一百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相等的二十万钱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

资料二

[拼音]：Sima Qian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也有人认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期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岁，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后不久，仕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并奉命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官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所制新历较旧历恰当，适应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发愤著书，最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和润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巨著。除《史记》外，司马迁作赋八篇，均已散佚，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征《悲士不遇赋》片段。又撰《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修史的抱负。

资料三

[拼音]：Sima Qian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出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分别以评论：对阴阳等五家，既有所肯定，也指出其不足，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说明司马谈接受的是西汉初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司马谈十分重视自己史官家世的传统和史官的职责，曾慨叹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有这些对司马迁后来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黄河边上的龙门山下度过的。10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并直接受学于当时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南游江淮，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这次“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以后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书令时，或奉旨出使，或陪驾巡幸，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亲身领略祖国壮阔的自然风貌，调查了解许多历史故实，订正和补充文献上的疏漏，也使他有可能接触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了解。

司马迁漫游江淮回长安后，任郎中，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他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任太史令。日常职司以外，他在“石室金匮”（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以便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遗愿。经过四、五年的准备，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在完成了主持改革历法的工作后，正式着手写作《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为李陵事上奏武帝，获罪，受腐刑。司马迁受此大辱，愤不欲生。但是为了完成已经着手的著述，他决心“隐忍苟活”。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这是比太史令品秩更高的官职。但由于这一职务当时通常由宦官充任，使司马迁时时想起自己受腐刑的耻辱，因而对朝廷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专心于自己的著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鼓励他能有所作为，要把推荐选拔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为此，司马迁写了有名的《报任安书》，信中沉痛地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得祸的经过以及忍辱含垢的心情，并告诉任安：“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的《史记》此时已基本完成。以后，司马迁的事迹无可考，据王国维等人推断，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加上他个人的特殊的家世和遭遇，使他在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较之前人有重大突破，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在《史记》中，他论证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历史人物成败原因时，尽可能要找出社会根源，而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他在《史记》中主要写了帝王将相的世系和事迹，但也写了不少没有社会地位、受人轻视的下层人物的种种值得赞扬的事迹，肯定了这些人物对社会的贡献和历史作用。他甚至把仅仅称王几个月的陈涉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汤、武革命并列，给予极高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历史见识，在古代历史学家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司马迁不可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的历史观的核心仍是唯心主义的“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这说明他对历史发展的论述最终还是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使他对封建专制的统治有了清醒的认识，给他那支有力的史笔增添了强烈的爱憎感情色彩，但也使他的思想带有某些消极悲观的成分，表现出宿命论的色彩，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评价。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继承了先秦史学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也因此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这使《史记》既生动地表述了历史进程，又刻画了几十乃至上百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尚著录有赋8篇。今存《悲士不遇赋》一篇。这篇赋是他受腐刑后所作，不仅抒发了作者身遭大难后仍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而且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是汉武帝时期众多赋作中有个性、有社会意义的一篇。《报任安书》不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由于作者真诚坦率的自我剖白，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充满感情的叙述，使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成为古代散文中不朽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