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教育

[拼音]：xinminzhuzhuyi jiaoyu

[外文]：New Democracy education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外国教育，它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全盘西化”，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中国教育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同上）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它既不否定一切，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革命性的精华，“古为今用”。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同上）。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教育。它把革命干部的知识和革命群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这种革命教育，对于人民大众，是有力的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中华民族的新教育。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

（1）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②土地革命时期，③抗日战争时期，④解放战争时期，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五四”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从事教育活动。主要是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中有很多人留法勤工俭学。同时，有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革命青年，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见“五四”运动时期教育）。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首先是毛泽东、何叔衡等共产党人在长沙为党创立了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秋，它被反动军阀所封闭。同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办了湘江学校。毛泽东兼任校董，湖南自修大学的大部分师生都转入湘江学校（见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10月党还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1924～1926年彭湃、毛泽东先后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又在武昌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干部学校的发端。

1924年，为了适应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还帮助孙中山举办了黄埔军校（见黄埔军官学校）。

这时期，在党的号召之下，工人还自己着手办学校。如1922年1月的安源工人俱乐部、1923年4月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都先后创办起工人补习学校和小学。前者招收的全是工人，学习时间在夜间，教给工人需要的知识，并宣传共产主义；后者招收的是工人子女。

在这一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农民也起来办学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描绘了这一情况。“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从“五四”运动时期到大革命时期，共产主义小组、党和工农群众开始起来办学。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时期。

自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地区，又相继创立了十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由于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也就有了需要和条件兴办人民教育事业。

这一时期，苏区废除了国民党统治区那一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开始兴办人民教育事业。

苏区为适应革命战争的迫切需要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广泛地开展群众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和文化补习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普遍地兴办小学，使儿童受到了革命教育。苏区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形成时期。它包括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农民业余教育（包括扫盲识字教育）和小学教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型教育体系（见苏区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转为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抗日根据地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继承和发展了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废除了国民党统治区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建立起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在延安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在职干部教育制度。高级干部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时事政治，还结合工作学习业务。文化水平低的干部，补习文化。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作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的延安，还大办各种干部学校，培养、训练了大批革命干部。

同时，各抗日根据地，都广泛地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并且结合中心工作进行群众（主要是农民）业余教育，包括政治宣传教育和文化补习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此外，还普遍地开展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发展和成熟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系。它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中等教育（包括中学、师范、卫生学校及其他职业学校）、小学教育和群众业余教育(包括扫盲识字教育)。此外，还有军队教育（见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教育）。

这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战争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6年，解放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动员广大农民参加解放战争，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这时期解放区各项工作，都服从总路线、总任务，并且为它服务。教育工作也适应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解放区建设的需要，并且为之服务。

这一时期，各解放区继承和发扬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革命传统，继续坚持在职干部教育、兴办干部学校教育，举办中等教育。发展小学教育和群众业余教育。所不同的是政治教育以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新建立的解放区，如东北解放区，则是对旧有学校进行改造，中学以上的学校，以政治教育为主，改造师生的思想，然后动员学生参加解放军或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对小学教育的改造，主要是改造教师思想，废除旧教材，采用解放区自编的新教材。

此外，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革命形势和任务跟着有所转变，有些解放区的教育为适应这种变化，就开始向着新型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例如1948年秋，东北地区已接近全部解放，生产建设、支援战争已成为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为此，东北解放区就从长远着想，改变了中学的方针任务，把以政治教育为主的短期政治训练性质的学校，改为以文化教育为主，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正规化学校。同时，为适应当时的迫切需要，还举办各种短期学习班。华北解放区的中学进行了同样的转变。还有其他一些解放区甚至更早地开始了这一转变。这就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见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育）。

这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的教育转变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上述规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新中国“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老解放区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现在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条件许可时，可适应群众需要做某些发展。巩固与提高的关键是适当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坚决执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针。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效地在师生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步建立革命人生观。“会上还拟定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草拟了工农速成中学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建国初期，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的教育方针开展的教育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新解放区的旧有学校；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发展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1952年比1949年冬小学生增加101％，中等学校学生增加142.2％，高等学校学生增加69％。职工业余学校入学人数已达302万人，农民业余学校入学人数约2400余万人，冬学达5000万人。少数民族教育也有发展，近8000名学生在民族学院学习。新中国头 3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已远远地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20年的成就。

同时，对旧有学校教育进行初步的改革。主要有：所有学校都向工农劳动群众开门；取消了国民党政府在学校中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特务统治，建立了革命的学生组织；在课程改革方面，取消了国民党政府所设立的公民、党义等课目，中等以上学校设立革命的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肃清奴化的、封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五爱”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教材改革方面着手编辑中小学政治常识、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新教材；并且以苏联教科书为样本改编理科教科书。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思想改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制订和发布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暂行规程（草案），提出了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建国初期，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所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后来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打下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教育除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大基本因素之外，还具有如下特征：

（1）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制度，都是按照党的总方针具体制订的。中等以上学校都建立了党组织，按照当时党章的规定，对学校行政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负有监督和保证的责任。

（2）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以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但又区别于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的思想指明了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方向：第一步、第一阶段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此相应地也指明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到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又不能把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混为一谈。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后者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仍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处理好上述关系，才能保证新民主主义教育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并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顺利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教育。

（3）正确处理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1941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文化（包括教育在内）和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个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毛泽东为党制订的各个阶段的教育方针任务，也都是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如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为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服务；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引导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自觉地积极地从事生产建设，支援革命战争等等。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1942年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了困难。历史事实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服务作出了贡献。

（4）教育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随着相应地进行了文化教育的伟大变革，废除了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变革。随着这种变革，制订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改革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创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系，即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农民业余教育及军队教育。

（5）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又不忽视文化教育。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掌握革命理论、政策和策略，用以指导革命运动;同时，根据地的干部学校，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招收的学员大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旧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必须以政治教育为中心，转变他们的思想。所以党对在职干部理论和政治教育十分重视，并注意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对文化低的干部，则首先学习文化，然后再学习理论。对中小学也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但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为主。同时，又适当地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化课教学之中。对群众（主要是农民），由于绝大多数是文盲，所以强调进行扫盲识字教育，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根据地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根据地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初发韧于红军。毛泽东在1929年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建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随后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就推广到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中去。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6）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早在1934年毛泽东制订的苏维埃的教育方针中，就包括“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则。到抗日战争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苏区这一优良传统。抗日根据地的学校实行“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师生既用脑劳动，又用手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9～537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地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方法，既增加了根据地的社会财富，具有经济意义，又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7）正确处理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中，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是放在第一位的，国民教育放在第二位。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要经过干部去做。”“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干部教育，培训了数以二百几十万计的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历史证明了，当时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在当时的国民教育中，又是成人教育第一，儿童教育第二。这是因为当时农村中的成人，是革命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提高一步，革命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对他们的教育较之儿童教育，更有迫切性。

（8）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说中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这条方针的指引下，解放区小学、农民业余教育、扫盲运动，就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正规小学、中心小学，由于条件比较好，着重于提高，不正规的民办学校，由于条件较差，着重于普及。两者兼顾，可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既可打开普及的局面，又可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9）发挥公办与民办国民教育事业的两个积极性。根据地办国民教育，既发挥了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又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说明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既是政府的事业，又是群众的事业。陕甘宁边区初期小学都是公办，发展不普遍。后来，依革命形势发展，小学除公办之外，又允许民办或民办公助。扫除文盲，是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以民教民。在教育事业中走群众路线，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原则办学，使群众教育得到广泛发展。

（10）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在纠正“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发展起来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由于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方针，曾经一度把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混为一谈，硬搬苏联学校教育模式，使教育工作发生了偏差。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干部教育又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曾一度发生过旧型正规化的倾向，照搬国民党地区中学的规章制度，强调小学正规化。后经整风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学风，纠正了旧型正规化的右倾错误，使解放区教育沿着正确轨道蓬勃地发展。(见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