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寺观壁画

[拼音]：Sui-Tang siguan bihua

[外文]：temple mural painting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中国隋唐时代的壁画极为繁荣，尤以寺观壁画最为突出。由于隋唐统治者对佛道的提倡，庙宇建筑遍于全国，长安、洛阳等地寺观尤为壮丽，其中壁画大多出自著名画家之手，如隋代展子虔、杨契丹、郑法士，唐代阎立本、尉迟乙僧、张孝师、吴道子、刘行臣、陈闳、韩幹、王维、周昉、赵公祐、左全、范琼、张南本等人，都以宗教壁画著称。唐代宗曾出于政治需要，于会昌五年(845)下令灭法，除保留少数寺庙，绝大多数寺庙皆被拆除，不少壁画亦随之被毁。宣宗恢复佛教，寺观壁画创作又趋于活跃。唐代中原战乱频起，不少画家纷纷入蜀，寺观壁画在比较安定的四川地区得到发展并继承中原传统展现出繁荣局面。这些画迹虽皆早已不存，在唐宋人著述中却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其中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段成式《寺塔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保存的关于壁画的文献资料尤为集中。

隋唐时代社会富庶，寺观壁画皆规模宏伟，色彩富丽，其艺术水平大大超过往代，突出的是大型经变画创作展现出崭新的艺术面貌。经变画在隋代已趋发展，至唐极盛。当时净土宗流行，壁画中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变相极多，倡导净土宗的善导大师一生曾组织绘画西方净土变相300余堵。壁画中描绘了佛国的庄严美丽，楼台殿阁、树木花鸟、七宝莲池、歌舞伎乐，呈现一片欢乐气氛。唐代统治者崇尚道教，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洛阳北邙山玄元皇帝庙有吴道子所画《五圣朝元图》，此图所画为“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归造化”，具有非凡的气势。唐中宗时为了给高宗及武后祈福修建敬爱寺，“庄严华丽，天下共推”，此寺壁画集中当时名手，其内容有维摩诘变相、法华太子变相、华岩经变相、西方净土变相、弥勒经变相、十轮经变相（地狱变相）等，从名目上看都是结构复杂的大型壁画。四川成都地区大圣慈寺规制宏大，安史之乱后，入蜀的中原画家，在这里留下大量画迹，而且会昌(841～846)时灭法未毁，至五代时发展到九十六院，殿阁厅堂廊塔8900多幢。其中有大量的唐代作品，显示壁画艺术极度繁荣的局面。

唐代寺院除作为宗教礼拜的场所外，还是娱乐演出的场地。僧尼的俗讲及百戏杂技吸引着人们，僧人讲说变文时也悬挂变相图画，寺庙壁画内容受宗教本身制约，但又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及适应群众的欣赏要求，唐代贵族及市民美术趣味在壁画中都有反映，带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西方净土变相的宏伟欢乐场面，集中了人间最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社会富庶的曲折反映。韩幹画宝应寺释梵天女，被认为是以贵族魏元忠家的歌伎为模特儿。壁画中的菩萨体态丰腴，容貌端丽，衣饰华贵，使高僧道宣感叹佛画中的“菩萨如宫娃”，人性的描绘已超过神性的表现。贵族为了显示权势，把表现自己的供养人尺寸逐渐加大，放到画面重要位置，有的寺观设置有皇帝、贵族的影像真堂。阎立本画的唐太宗像就被人传摹画在玄都观东殿。洛阳弘道观有吴道子所画《东封图》（以唐玄宗到泰山封禅为内容的巨幅壁画）。招福寺也有睿宗、玄宗的肖像。慈恩寺有尉迟乙僧所画于阗国王及诸亲族供养像。唐末僖宗奔蜀回长安时，画家常重胤奉诏将僖宗及随驾臣僚等 100余人的肖像画于成都大圣慈寺中和院，是罕见的大型群像。随着唐代绘画题材的扩展，山水、花鸟也更多地作为佛像背景及寺观装饰，而被描绘在壁画上。吴道子每于佛寺画怪石崩滩，若可扪酌；慈恩寺东院有王维、郑虔、毕宏所画山水，王维还于清源寺壁上画辋川图。僖宗中和(881～885)年间张询入蜀在成都昭觉寺大慈堂画吴中早、午、晚三景山水；成都大圣慈寺六祖院罗汉阁上有佚名画家所作峨眉、青城、罗浮及雾中山四堵壁画，花鸟画家在大圣慈寺画四时雀竹都为世所称。

隋唐时期寺观壁画继承南北朝的传统并大胆吸收域外绘画成就，经过画家不断实践和创造，技巧上有很大发展。佛教、道教绘画之间也互相融化借鉴，使佛教壁画展现出成熟的民族风格和样式。另外，当时寺庙壁画成为群众欣赏艺术的画廊，吴道子壁画常观者如堵，周昉画章敬寺时“都人士庶，观者以万数”，他倾听众议，随加改正，画成以后人们叹为精绝。正是作者和观众较为密切的联系，才有可能使宗教壁画中体现观众的爱憎及审美要求。

唐代寺观壁画几乎无遗迹保存下来，只有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正中佛座束腰上残存有高30厘米、长80厘米的一小方壁画，有身披甲胄的执剑天王、手托花朵及香盂的天女和搏猿的力士等形象，天王之雄伟，力士之孔武，天女之悠雅，皆各具其妙，体现了唐代壁画艺术风貌。西安大雁塔四方门楣上有线刻佛像，塔内门侧刻有明王像，其中西方门楣上刻阿弥陀佛，并画有殿堂建筑及胁侍，线纹圆润紧劲，不同人物的形象气质也表现得鲜明生动，亦可作为了解中原寺观壁画风貌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