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拼音]：Zhou Enlai

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1920年11月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国，1924年起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8月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起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代表中共中央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76年1月8日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贯重视从中国国情出发，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外交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宝库。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周恩来很早就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他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和途径，指出党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抵制和肃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重视思想教育，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以此保证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取得胜利。他强调，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领袖与集体的关系。在组织上既要扩大党内民主，又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既要反对只有机械服从的封建家长制，又要反对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极端民主化。他指出，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巩固党的组织的基本条件。领袖必须服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他指出要注意党在执政后的地位变化，强调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扩大民主，警惕骄傲腐化的产生，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他告诫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经受住执政与和平环境的考验。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反对官僚主义》、《过好五关》等著作中。

周恩来是中共在白区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间最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善于根据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部署党在白区和国统区的工作。他先后在《组织问题的报告》(六大)、《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建全党的组织工作》、《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等报告和著作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党在白区和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制订和健全了党的秘密工作制度。他指出要改变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机关形成空架子和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绝的状况，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指示领导者要到工厂、农村去，在寻找职业和深入群众中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并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他指出：要善于分析形势，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使上层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党外的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针对1947年后国民党对进步力量的疯狂镇压，他强调，党组织要及时改变国统区工作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保持清醒头脑，既坚定勇敢，又机警谨慎，利用合法形式，避免硬碰，严守精干隐蔽、公开与秘密分开、上下分开、城乡分开、进攻与退却结合、直进与迂回结合等原则，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军队、军队建设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等报告和著作中，提出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他强调，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否则，反动统治阶级是推不翻的。他指出，认清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是搞好军队建设的首要条件；真正的革命军队应是革命的工具，是一支为人民的幸福当兵并为人民所用的军队。他阐明革命军队必须置于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同时要加强军队的党的组织建设，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提出军队要加强军事训练，严格组织纪律，坚决废除肉刑；要优待俘虏，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周恩来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等讲话中，强调人民解放军要善于根据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新任务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抓紧抓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国防军，使祖国不受外敌侵犯。他重申党一定要管军队，提出军队要增强内部团结，关心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改造和密切军民关系。

周恩来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和执行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作中，他逐步形成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观点、原则和工作方法，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提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区分敌人和朋友，保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始终坚持领导权，当好司令官。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的，统一战线应建立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基础上，改变国共两党的不平等状况，实行民主政治，对社会的解放起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强调，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派与其他党派为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开展广泛的多层次的工作；扶持和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国共关系破裂后，他明确提出中共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士（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合作，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他指出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任务就是正确协调和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党派、民族和上下的关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对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帮助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稳步发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他强调，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共事，要谦虚谨慎，襟怀博大，平等待人，肝胆相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广交畏友、诤友，搞好内部团结合作。他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健全政治协商制度，造成敢于讲话的民主风气，使之真正成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政治联盟。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

周恩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考察国内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他先后在《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国家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他指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革命的过程中，国内各民族没有出现过分裂，而是团结得更紧密了；强调中国不应实行联邦制，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把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实现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干部民族化；强调只有依靠人口众多、经济与文化比较发展的汉族和处于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相互间的通力合作，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并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卓有成效地长期领导外交工作，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新中国外交思想。他是当代中国和世界享有盛名的外交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开创了一代新风。他强调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指出中国始终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把争取和平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以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割断屈辱外交的旧传统，决不依附于别的国家；指出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正确结合，这是处理本国利益与别国利益的行为准则。他认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已经建交的国家应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他认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这应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他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互通有无、相互援助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他认真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用深邃哲理的格言阐释了见机而作、弯弓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等外交政策和策略。他倡导并在外事活动中生动地体现了原则坚定、策略灵活，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光明磊落、说话算数，广交朋友、团结多数，平等协商、以理服人等为国际社会注目的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风格。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

周恩来在26年的总理任上日夜操劳，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贡献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是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他强调，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仅要基本上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他认为国家落后面貌的改变，必须从经济落后面貌的改变做起，必须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全国工作的首位。他很早就提出“农业是基础”。他强调，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执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要在增加生产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中共“八大”前后，他阐明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正确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指出适当分权给地方，才能有效地发挥地方与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更好地实行中央集权。他强调在分配政策上要坚持并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又不使收入过于悬殊；否则，不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指出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盲目求大、求纯的做法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客观需要的，主张允许作为公有经济补充的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各行各业都可以搞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挑起领导经济调整的重担，重申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来决定，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在经济形势基本好转后，他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周恩来的这些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周恩来选集》（下卷）中的多数篇目和他的许多讲话中。

资料一

周恩来(1898～1976年)，Zhou Enlai，亦拼作Chou En-lai。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即担任总理（出任时间为1949～1976年）直到死亡为止。周恩来在留学法国时成为共产党员，并在欧洲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组织。他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在1920年代早期，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并在当蒋介石於1927年清除他先前的共党盟友时，幸免於逮捕。他加入当时待在江西的朱德和毛泽东，成为红军的总政治委员。1930年代，他与国民党磋商，成立对抗侵略的策略联盟。当共产党於1949年大胜中国国民党时，周恩来於是成为新成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协助抑制极端的毛主义分子。当这场运动於1970年代早期消退下来，他协助邓小平以及其他的温和改革者复职，让他们重掌权力。他安排了毛泽东与尼克森之间历史性会面，这成为其重要的功绩，并为美国与共产党政府的和解，开拓出一条道路。

English version：

1898～1976年，Zhou Enlai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 premier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until his death (1949-76). Zhou became a Communist during his studies abroad in France and was an organize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Europe. Like other Communists, he worked with the Nationalists in the early 1920s and escaped capture when Chiang Kai-shek purged his former allies in 1927. He joined Zhu De and Mao Zedong in Jiangxi (Kiangsi) and became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Red Army. In the 1930s he negotiated a tactical alliance with the Nationalists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en the Communists prevailed over the Nationalists in 1949, Zhou became premier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ou helped restrain Maoist extremists; with its waning in the early 1970s, he sought to restore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moderates to power. He is credited with arranging the historic meeting between Pres. Richard Nixon and Mao that paved the way for U.S. recognition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资料二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1910年秋于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小学。1913年8月进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特别奖。9月赴日本求学，参加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1919年回国后即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此时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1920年1月因领导爱国学生运动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7月出狱，在狱中增强了革命意识，从此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支部书记。1924年8月回国，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周恩来在三个月的任期内，曾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军校的政治工作。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6年1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职务，对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新的革命武装；以及推进北伐都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1926年12月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后代理中央常委工作。国共两党全面分裂后， 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分， 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一起于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又称紧急会议），周恩来增补为常务委员。1928年1月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基本正确的“六大”路线做了很多工作。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书记。7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在白区坚持工作三年，这段时期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主要贡献是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秘密工作；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保卫工作，保证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 到达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对红军建设和作战方针都提出过重要意见。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经验。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7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2月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主张，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后继续担任中央主要军事领导职务，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周恩来负责这方面工作，在贯彻执行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半年时间就在西北基本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大联合的局面。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并和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蒋介石举行多次谈判，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的复杂问题，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前三个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山西，与阎锡山商议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原则、活动地区；发动平型关战斗并获大捷；促使国共合作进行忻口会战；并及时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很多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织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领导第三厅开展深入人心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长江局恢复和建立河南等十三个省的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开辟了中国南方的共产党工作。在和国民党的多次谈判中，由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国共关系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后，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在重庆设立中央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还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的代表。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事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坚持了国共合作，制止了反共逆流，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投降的危险。他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周恩来及时转变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并提出一套坚持隐蔽精干方针的原则、方法，在使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强的战斗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方针，继续和国民党谈判；团结民主人士，开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军事调处。经过一系列工作，使国统区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全国战场；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战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展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1955年在亚非二十九国于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推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万隆精神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1972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资料三

[拼音]：Zhou Enlai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曾为中共旅欧组织领导人。在此时周恩来即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曾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他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第1师党代表、第1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总主任。同年12月，主持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派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后来在此基础上组成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国民革命军第 4军独立团。1925年2月，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同年秋，又参与领导和指挥第2次东征。这个时期，周恩来着手创立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所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等报告，对军队的性质、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等曾主张以武力给予回击。同年底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特别军委书记，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周恩来起草迅速出师讨蒋的建议，并与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书记。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中央委托，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周恩来被送往香港治病，后转赴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仍主管军事工作。1928年6～7月间，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的报告，总结中共领导的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工农红军、武装工农和开展兵士运动提出进一步要求，强调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等。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此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秘密领导革命工作。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联系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革命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训练和派遣大批军事干部支援各地红军和从事国民党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并筹划和建立各根据地、红军与中央的交通网。1929年3月，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红军应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而不是占领大的城市，决不应超越主观力量去行动；发动游击战争应向农村阶级斗争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给养丰富和地势险峻的地方。同年9月，周恩来主持、审定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充分肯定了4军斗争的经验，强调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对红军的任务和前途、发展方向和战略、组织和训练、党的工作以及当前的行动等问题都作了指示，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9月，同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会后，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指出当前根本任务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政权的主要力量问题，红军中只容许党在政治上为唯一领导，党要用集体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要有计划地办军事政治学校专门训练红军干部，红军周围应围绕有广大的游击队、赤卫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红军广泛的补充军。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中央起草指示通报了这一胜利，并要求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中必须“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同年8月，在听了关于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汇报后，再次指出“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毛泽东、朱德等对红军进行训练和改编，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作了整顿和改进。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一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歼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调离前方，实际上丧失了对军队的指挥权。1934年2月，出席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同朱德、王稼祥一起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周恩来提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并认为红军必须在一切行动的纪律上，使群众认识真正是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上决定周恩来和朱德仍为中央主要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3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于 6月中旬会合后，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上的方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毛泽东等领导第1军、第3军（即第1军团、第3军团）北上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参与指挥部队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同年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1月赴前方部署山城堡战役。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赴西安进行调解，和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铺平道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与蒋介石达成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江南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洛川召开的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太原失守后，强调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并同刘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扩大人民军队的主张。此后，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1938年3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动员人民，为坚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同时指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重庆向国内外揭露事变的真相，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8月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同毛泽东、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双十协议”。以后率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于1946年1月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周恩来出席有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广大群众，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为人民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了准备时间。同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于11月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他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和沙家店、宜川等战役，西北野战军由防御转入进攻。6月后，他协助毛泽东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地区，实施外线作战，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8月，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并提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此后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在这期间，还致力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要求部队进入城市后必须严守纪律，执行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犯。还参与领导军队整编，实行统一编制和番号，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建国初期，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时，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在50和60年代前期，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的技术兵种，实现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并参与领导军事院校的组建及部队教育训练的决策工作。1954年9月后，虽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仍关心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参与领导国防事务和陆海边防斗争，并强调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周恩来对国防工业的发展十分关怀，领导组建导弹、航空等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主持了研究、试验导弹和核武器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1964年10月中国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重申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周恩来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 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这个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他的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