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优越性

第一，公共利益在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保障下可以充分得以实现。以美国为例，我们暂且不论微软案件最终的结果如何。仅就本案来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经济范畴，美国政府可以动用行政权力与大型涉嫌垄断企业进行对峙，其诉讼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公众的利益，包括消费者和与大企业有竞争关系的中小型企业，而更长远的目标是要保护美国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持公平与自由的竞争状态。美国形成的反垄断诉讼机制以政府和个人为控诉主体，机制的设计严密而富于理性，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更大地提高法律的权威地位。美国为了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不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不让强者过于强大，弱者过于弱小，在反垄断领域做了许多贡献。不论通过何种途径，只要是合法的，秉承正义的心里，对广大公众利益的保护，就是对政府的保护，就是对美利坚民族的保护，不论对抗公益的对象是谁，美国始终注重对个人、对整体利益的协调和保护，重视一个个的人，便能将公益保护的范围扩到最广、深度挖到最大。个体的差异性不能阻挡公益的保护和实现。美国之所以强大，不单单是因为经济发达，技术的先进，更在于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个体重视的精神理念，这种理念，使生活其中的人们无一不为这个国家骄傲，只要有权利请求意识，那么就会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论这些个体多么卑微，因为政府知道，正是所谓的卑微的个体，才组成了庞大的公众，公众的力量可以载舟、亦可覆舟。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美国法律以保护公益为突出特征的价值理念，公共利益以最大范围和程度在得以实现着，这一点，太值得狭隘地以私益保护为主的中国诉讼制度学习和借桨。

第二，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更能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需求，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法治环境日益提倡建立，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逐渐升高，越来越多地人开始关注社会权利，关注民生，关注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公共利益。在这种权利意识增长的时代，实体权利的赋予和程序权利的明晰应该相互配合，共同使人们在侵害行为发生时刻看到可以行走的路径，并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看到法律的进步了，法治环境也就一步步建立起来，而制度的健全对垄断行为实施者也将起到震慑的作用，使违法行为在萌芽中丧生。这一点，国外许多国家做到了，例如美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暂且不看垄断案件审理的结果如何，单就个案来讲，对人们诉权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社会法治进步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可观的。而我们国家近些年，大量的公益保护类的案件也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人们对垄断行业带给人们竞争减少、消费成本增加、霸王条款等等的影响，开始觉醒，开始寻求以法律的手段实现切身的利益。中国铁路行业一直是一家垄断，实质作为服务行业的一种，我们感受到的服务实在太少了，去车站，我们只是被呼来喝去的告知这样、那样，像2010年李方平将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主要是围绕铁道部出的新规“普通列车乘客迟到车票作废”而产生的诉讼，李方平因故未赶上火车，要求退票或者改签，但被北京站工作人员告知“只能在开车前办理”，车票作废。

我能想象李方平律师站在窗口被告知的表情，以及窗口内工作人员的态度和面容。那样的答复不是在解答你的咨询，而是明白的告诉你，这个事情不可以。如果你多问一句，为什么。那面一定是冷冰冰的回答:“这是规定”。铁路行业的工作人员早已经形成习惯了，他们一定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而事实上，铁路作为服务行业的一种，完全没有将客户的利益放在行业规范里，我们买了火车票，实则与铁路局签订了服务合同，但这合同的内容我们是说了不算的，我们完全没有合同法中规定的权利—合同签订双方当事人应该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订立合同。因为，铁路仅此一家，我们除了其他运输工具的选择外，其实就是别无选择。以铁路作为交通上具出行的旅客千千万万，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为了一次两次出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或者损害而去做点什么的，所以，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相关团体组织等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为广大民众“排忧解难”，为捍卫崇高的事实上关乎每个人切身的公共利益而与垄断行为抗争。

第三，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更好地体现了民主的理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各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在名称上各不相同，但其背后的基本法学理念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弱小者的保护，对社会上弱势阶层的关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没有民主，法就不可能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不体现多数人的意志，法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依法而治就不可能进行。没有民主，法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没有民主法治就不能起步，没有民主，法就可能成为专制者所垄断、所驱使，法便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权威，结果是人治取代了法治，专制取代了民主。民主同时也是法治的目标。民主乃人民主权、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统治，法治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又以民主为目的，不以民主为目标的法治必将演化为人治，甚至专制。:”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理念，对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一方的保护，以及注重公益目标的实现，也恰恰在法律上表现出极大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