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
|
[拼音]：Kong Qiu 
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字仲尼，尊称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曾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去官后曾周游卫、陈、蔡、叶、楚等国，宣传他的治国学说。晚年返回鲁国，致力于教育。编订《易》、《诗》、《书》、《礼》、《春秋》等书，其主要言论，由门徒编成《论语》。 资料一孔丘生活的春秋季世，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着的历史时期。孔丘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继承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事实上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孔丘的经济思想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也是他的治国学说的一个方面，其中既包含有巩固旧的等级关系的传统思想，也包含有反映时代特点的一些新的思想。这种新旧思想双重存在的状况，反映了这个转变时期的社会历史特点。 义利观孔丘认为，一般人都有求富的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但并不是任何求富的行为都是可取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因此，为政治国，必须使人们“见利思义”（《宪问》），即求利必须合乎社会道德规范。孔丘赋予“义”以体现统治阶级最高利益的含义，在义利关系上，要求遵循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原则。他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职业分工的观点，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在义与礼的关系上，他把社会等级礼制作为义的基础，并把利、义、礼三者统一起来，提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观点（《左传·成公二年》），把求利的活动纳入等级礼制的范围之内，为巩固旧的统治秩序服务。孔丘的义利观是他考察和处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也是旧的传统思想在他的经济思想中的集中反映。 物质生产观孔丘认识到物质生产是政治教化的基础，因而提出富而后教的思想。他也注意到物质生产的社会意义，针对当时徭役频繁，影响社会生产的状况，提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要求不滥用民力，保证农时，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孔丘还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以及开放山泽之禁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打破贵族对山泽的垄断，以利于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他批评鲁大夫藏文仲“废六关、妾织蒲”是好欲贪求的不仁行为，要求统治者不与民争利。但孔丘反对士人君子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的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君子是不应从事生产劳动的。 财富的等级占有观在统治阶级内部对土地、臣民的占有关系上，孔丘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要求按等级地位占有土地、臣民，各安其分，不相侵夺，以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谐。这同他的维护等级礼制的传统思想是相一致的。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家引伸为在分配关系上的均等主张。 薄赋敛思想在租赋问题上，孔丘反对“苛政”（《礼记·檀弓下》），主张“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实行西周时代的劳动地租。他认为租赋要轻重适度，而不是愈轻愈好，具体以什一税率为宜。他这一思想，有颂古复旧的一面，也有要求轻税，休养民力以纠时弊的一面。其弟子有若（公元前518～？）提出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论点，反映了孔丘重视培养税源的理财思想。孔丘倡导统治阶级要“节用而爱人”（《学而》），“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目的是要使“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更好地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孔丘的“足食”（《颜渊》）、“济众”（《雍也》）思想，要求把解决民食置于为政之首，同样是为了稳定统治秩序而提出的。 节用克俭的消费观对国家的财政开支，孔丘主张量入为出和节用，但不是愈节约愈好，而是以合乎礼制的规定为度。对于个人消费，孔丘持等级消费论，他认为不同等级的人，财富占有不同，消费水平也应各异，都应满足于本等级的消费水平。贫者要“贫而无怨”，“贫而乐”，安贫乐贫；富者要“富而无骄”（《宪问》），“富而好礼”（《学而》），不妄贪求，从而做到人人知足，上下相安。因此，在他看来，不合于礼制的奢和俭都是不对的：“奢则不孙，俭则固”（《述而》）。 富民思想孔丘认为，治国之道，要在安民，民贫则怨，富则安。因此，统治者应采用保证农时，节用薄敛等惠民措施，以增进人民的财富，并藏富于民，把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富民思想是孔丘经济思想中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是他关于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也是他的仁政思想在经济方面的体现。 仁政思想渊源于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实质是以武力为后盾，对被统治阶级施惠怀柔，使之“怀德而畏威”，达到“保世以滋大”（《国语·周语》），即巩固统治秩序的目的。春秋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旧的德治思想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于是产生了“仁”的新思想，鼓吹推己及人，宽惠爱民，省刑薄敛，裕民富民，以便在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中，争得民众支持。孔丘进一步使这一思想条理化、理论化，发展成为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他的经济思想属于这个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说，自汉以后，随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思想领域里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孔丘的经济思想，通过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发展和改造，成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理论的重要源流，对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资料二
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字仲尼，世人尊称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没落。春秋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官学衰废，鲁国成为文化的中心和私学的发祥地。 孔子少时“贫且贱”，年15岁立志求学，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年轻时曾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约30岁，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颜渊、曾点、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50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尝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终不见用。在外14年，68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70余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死后葬曲阜城外，弟子们在墓旁守丧 3年，分别时痛哭失声。子贡不忍离去，又独自留居 3年，称颂：“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 孔子在当时已有“圣人”之称，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孔子整理传授的儒家经典──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的作用，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给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认为法治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德治具有感化力，才能影响人们的心灵，又有鉴于贵族道德的败坏和贵族世袭制度的腐朽，主张举用“贤才”，吸收平民中的“士”参与政权。还认为人才不能依靠自然成长，必须经由教育培养，故提倡“学而优则仕”（《子张》）。为此而创办私学，以造就改良政治需要的 “贤才”。孔子称“贤才”为 “君子”（“士”或“成人”），规定“君子道者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他说：“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要求“君子”首先必须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则；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孔子最早探讨了人性的问题，认为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的，个性差异是后天习染造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只要获得良好的学习条件，加上主观的努力，都可以养成“君子”的品德。以这种人性观为依据，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 贵贱、贤愚、 种族和地区，任何人都可以入学。孔子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姓名者77人，一部分有事迹可考。他们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 楚等国，以鲁人为最多， 大都出身贫贱，唯子贡“家累千金”，但也不是来自贵族，而是新起的大商人。真正属于贵族的有南宫敬叔、司马牛等少数几人。可见孔子的弟子群，主要是由平民组成。教育对象由贵族推广到平民，使贵族垄断的文化与平民结合，学校冲破了宫廷的藩篱，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扩大了人才的来源，从而推动了已经开始的文化下移运动，促进私学进一步发展，为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道德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 109次之多。孔子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仁”的涵义，归纳起来，不外“克己”与“爱人”两个方面，而以“礼”为准则。 “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其根本要求是在财富占有上遵守周礼的等级规定，克制过分的欲望。孔子提出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问题，即义利之辨。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不要过分地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认为正是物质欲望的膨胀，造成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孔子自谓吃粗粮，喝冷水，曲肱而枕，从这样清苦的生活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愉快。他称赞 “贤哉回也”，就因为：“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他认为从利己之心出发，必将引起人我之间的矛盾，社会上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为了从动机上防微杜渐，他很少讲“利”，在道德领域内，对“利”作了全盘的否定。 “爱人”的基本要求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如此对待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帮助别人去达到。这叫做“忠恕之道”（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孔子讲的“爱人”有两个特点： （1）以孝悌为本。这是出于巩固氏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孝”属于亲子之爱，反映纵的血缘关系；“悌”属于兄弟之爱，反映横的血缘关系。这一纵一横的关系的交织和延伸，便构成极其细密的宗法制度的图谱。奴隶主贵族的一切道德准则──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都是孝悌的引伸和扩大。孔子继承殷周伦理思想的传统，特别重视孝道，因而坚持 “三年之丧”，认定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宰予提议改三年丧期为一年，受到孔子严厉的斥责。 （2）爱有差等。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爱人要受等级名分的制约，不能逾越;超越等级名分的“爱”，在道德评价上就走向了反面，变成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墨家因此批评孔子讲的 “仁”是 “体爱”，只爱一部分人，不同于墨子的“兼爱”，爱全社会的人（《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这个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有片面性，他们没有看到孔子也怀着普遍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他提倡的“爱人”，在坚持“差等”的前提下，也要求推及于全社会，即不仅在贵族、平民中讲礼让，也要适当地为劳动人民着想，减轻刑罪和赋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以达到保护和争取劳动力的目的，防止“犯上作乱”行为的产生。在孔子看来，这乃是符合贵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教学科目孔子继承西周六艺教育的传统，教学纲领是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 “诗、书、礼、乐”。 “诗”是西周以来的诗歌。 传说古诗本有 3000篇，经孔子删定，存 305篇，概称“三百篇”，即流传下来的《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约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孔子根据乐调将删存的“诗 ”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一部分是对上帝、鬼神、贵族统治权力的歌颂，更多的则是抒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和苦难遭遇，揭露贵族的残暴和荒淫。孔子说“诗”的作用有四： （1）激发道德情感。 （2）观察风俗盛衰。 （3）增进相互情谊。 （4）批评政治得失。归结起来，是教人懂得如何“事父”与“事君”；还可以获得一些自然知识：“鸟兽草木之名”。 “书”即历史。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周初的重要历史材料。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说明书教的旨意即在于复兴“文武之政”。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记编写了一部编年史──《春秋》， 起鲁隐公元年， 终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722～前481），简要论述242年的历史。它以周礼为准则，评述春秋史实，“寓褒贬，别善恶”，旨在正名定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礼” 即周礼。 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和仪节。孔子说:“为国以礼”(《颜渊》）;“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当时“礼”已流于形式；失去了对思想情感的约束作用。孔子深有感慨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要达到“礼”和“仁”的统一。 “乐”即音乐。“乐” 与“诗” 相连，分别来说，“乐”谓乐曲，“诗”谓歌词； 合而言之， “乐”也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尤在于陶冶情感。“礼”以修外，“乐”以修内。孔子认为“安上治民， 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孔子志欲复兴周礼，故特别欣赏古乐，称赞《韶》（相传为舜时的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对春秋时代的新乐──“郑卫之音”则十分厌恶。孔子曾否修订《乐经》，历来争论不一：一说《乐经》本来是有的，秦以后亡佚了；一说“乐”本无经，“乐”的歌词在“诗”，运用在“礼”，声调的传授则在伶工之手。《乐经》虽未见到，《礼记》中的《乐记》、《经解》以及《周礼》中的《大司乐》等篇，还保存了不少孔子关于“乐”的论述，为后世儒家乐教之所本。 孔子说：“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对“乐”在培养人的性格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孔子可能也曾教习军事。《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史记·孔子世家》记冉求自称军旅之事“学之于孔子”，是其证。但孔子培养的目标是文士而非武士，教育内容重在礼乐，则是没有疑义的。 教学方法孔子的世界观有唯心主义倾向，相信"天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有生而知之者”（《季氏》）。但在教育实践中，则重视“学而知之”。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造出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它的要点是： （1）注意个性差异。经常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智能性格的差异。《论语》保存了大量评论个性的记录，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偏激），由也喭（莽撞）”（《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 子贡；政事：冉有、 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孔子即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教学。 （2）善于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孔子就是这样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引导他们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发展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念，追求远大理想；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乐之”，形成习惯系统，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道德自觉性的高度体现。 （3）学习与思考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已经接触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学而》第一句即“学而时习之”。孔子自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强调获取知识必须多闻、多见、多问；同时要求对学习的内容，一定要经过思考，融会贯通，辨明是非，择善而从，由博反约，温故知新，闻一以知十，举一以反三。他认为对任何事情不问几个“为什么”的人，是最没出息的。孔子还要求思考问题要抱虚心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勿妄测，勿武断，勿固执，勿自是。对尚未明白的问题，暂时存疑，以待进一步探讨，认为如此才能获得真知。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种种表现，则给予严厉批评。 （4）学习与行动结合。孔子要求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于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他以学“诗”为例，说：熟读“三百篇”，管理政事，却管不了出使各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诗”读得再多，有何用处？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最讨厌讲空话， 讲大话， 认为言过其行是最可耻的。 就道德修养来说， 根本的要求是“迁善改过”。孔子说：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而不是用作装饰， 给别人看。 他说他自己经常忧虑的事情就是“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认为颜渊过人之处就在于“不迁怒， 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断克服缺点与错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孔子一生怀着探求真理，作育人才的愿望，在40余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经验，乃是教育史上的珍贵的遗产，科学地对待这样一份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发展教育科学和教育事业，仍具有现实的意义。(见彩图)     
资料三
世称孔子，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人。先世原为宋国贵族，因内乱避居鲁国，逐渐没落。他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历代封建统治者几乎无不奉他为“圣人”。 孔丘从维护当时各级贵族和整个剥削者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己复礼”，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在法律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周公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继续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原则；宣传“为政以德”的“德治”，重视道德感化作用和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相对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刑罚只应作为德化的辅助手段，第一个提出了后儒所说的“德主刑辅”思想。但为了缓和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他对旧的周礼也进行了一些顺乎时代要求的修正，在思想上为变奴隶制的礼为封建制的礼提供了先决条件。 有关孔丘思想言行的资料不胜枚举，但多不可信。一般认为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记录编纂的《论语》，是研究孔丘思想最可靠的依据。 
礼治孔丘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典章制度，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要求各级贵族以“礼让为国”，互相克制，停止争夺，遵守周礼。他认为“礼”之可贵就在于它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提出要以“礼”作为运用刑罚的指导，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荀况的“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终于成为秦、汉以后封建立法“一准乎礼”的前奏。 为了维护“礼治”，孔丘主张： （1）“为政”必先“正名”。要求纠正当时各种违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反对僭越和犯上作乱。 （2）“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犯罪问题上，他认为正直的品德不是父子互相告发而是互相隐瞒。这正是后来封建法律中允许亲亲相隐的张本。 （3）反对“铸刑鼎”。即反对公元前 513年晋国公布含有限制贵族特权内容的成文法。他认为这样势必导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的结局。 （4）“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丘虽然维护贵族特权，但反对分裂割据，希望统一。所以在法律上他主张制礼作乐的立法权应归天子统一掌握，出兵征伐应由天子作出决定；最好能象周初那样再出现一个“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太平盛世”。 德治孔丘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大动荡，极力宣扬“为政以德”的“德治”，力求发挥道德感化作用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以挽救“礼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手段治理人民，虽可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可耻；如果用道德去感化并加强礼教，老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服从。他虽然没有全盘否定政、刑，但认为远不如德、礼优越，从而为后来儒、法两家的德、刑或“德治”与“法治”之争拉开了序幕。 孔丘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要求统治者对人民必须“宽”、“惠”，即必须减轻压迫和剥削，理由是“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他不但比较重视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而且主张富民、裕民，并强调先富后教，把经济问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2）提倡教化，反对“不教而杀”。主张不分贫富、贵贱和族类，对庶民也进行礼教，以期“齐之以礼”。这是他对周礼的重大修正，突破了“礼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的旧传统。 （3）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孔丘虽倡“德治”，但从不否定刑罚等暴力的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他也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他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强调德化的一手。 “德治”思想是孔丘在统治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他认为统治者如行“德治”，就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他还期望通过“德治”“胜残去杀”，从而达到“无讼”的境界。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既然狱讼都不会发生，当然用不着刑罚。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以德去刑”，是他替实行“德治”进行辩护的重要理由。但他这种“以德去刑”的理想遭到后来法家的一再驳斥。法家的“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就是作为其对立面提出的。 人治在治国问题上，孔丘还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这是他维护“礼治”、提倡“德治”的必然逻辑。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丘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多次指出统治者“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甚至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于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要求“举贤才”，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并且提出了“为政在人”的“人治”观点。后来儒、法两家的“人治”与“法治”之争，象德、刑之争一样，也是肇始于他。不过孔丘虽重“人治”，但并不否定法律和法治的作用。孔丘的法律思想经过战国时期孟轲、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发展和改造，终于变成了后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 资料四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编辑家。尊称孔子。字仲尼，鲁国陬邑 (今山东曲阜东南) 人。他的先世是宋国贵族，生长于保存周文化的礼乐之邦鲁国。他很重视和推崇商周文化，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以传授和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为己任。在教学中，除以自己的言行教人外，对前代流传下来的旧籍加以整理、编次、补充、研究，以作教材。《论语》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当时流传的主要文献典籍有6种，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称“六艺”，是商周文化的成果，后世称“六经”。《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他所做的整理加工编辑工作，就是讨论去取，安排篇目，选材断限，校释研讨。 古文经学家说他曾删 《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 虽未必完全可靠，但他精研古代文献，既要教人，作过整理编辑工作，乃极自然之事。六经用作教材， 各有作用。《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就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他整理编辑文献典籍的主要原则是:多闻阙疑，择善而从；传闻异辞，无徵不信；崇尚中庸，排斥虚妄。他借整理古代文献，宣传自己思想观点，又主张为尊者亲者贤者讳， 开儒家穿凿附会之先河。他所创造的儒学和删订的六经，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研究整理古代文献，创立义法，对编辑事业有开山之功。 资料五[外文]：Confucius（公元前551～前479） 
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字仲尼，后人尊称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先世是宋国贵族，因遭家难，迁居鲁国。少贫且贱，及长，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学无常师，34岁时聚徒讲学，从事学术政治活动，自称“三十而立”。40岁左右，思想逐渐成熟，称“四十而不惑”。儒家学派在此期间形成。50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鲁齐夹谷之会时担任“相礼”，据礼力折齐君，收回郓、灌、龟阴三城池。定公十三年，协助鲁定公发动“堕三都”之役，未能成功。55岁时因政见不合，愤而去鲁，周游宋、卫、陈、蔡、楚等国，终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归鲁，致力教育，整理典籍。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病逝。史称其弟子中“身通六艺者”72人。孔门弟子及后学编辑的《论语》，记载了孔丘与弟子及时人论学议政的言论。孔丘论学议政的言论也散见于先秦其他典籍中。 主要政治思想孔丘生活的鲁国是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地区，而春秋时代诸侯力政、天子式微的政治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变化，共同构成孔丘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丘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把文武周公时代称作“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他奋斗的第一步是重建西周时代“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礼记·礼运》)的小康社会。第二步是实现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针对春秋诸侯混战、互相残杀的社会现实，孔丘大力宣传“仁”。《论语》曾从不同方面记载了他对“仁”的解释，“仁”是他心目中为人、处世、接物、从政的最高准则。他对“仁”虽有多方面的解释，但其核心则是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孔丘强调礼治。在家庭关系上力主长幼有序，孝悌忠信。在君臣关系上，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国家政治体制上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而不能自诸侯、陪臣出。针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现象，孔丘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认为如果他从政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针对春秋时期诸侯无道的暴政，孔丘提出“为政以德”，主张对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他的德政具体主张为富民、教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使民以时，等等。由于当时民族关系复杂，孔丘提出严夷夏之防。他以行不行周礼来区分夷狄与诸夏，指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他高度赞扬同夷狄斗争有功的管仲。在为政问题上，孔丘主张中庸之道，反对偏颇，认为“过”和“不及”都是一种偏颇。例如，他赞成一张一弛和宽猛相济。指出“张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又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反对大贫大富，主张相对均平，他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论语·季氏》)。针对当时用人唯亲的社会现象，孔丘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并且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他十分强调统治者个人的作用，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贤才才有资格成为执政者。 孔丘在哲学上是个二元论者。他一方面相信天命，另一方面又有无神论和无鬼论的倾向。在教育上，他提倡“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主张学以致用。他以《诗》、《书》、《礼》、《乐》等为教本，分文、行、忠、信四科教育弟子。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循循善诱”，在学习方法上提倡学与思考相结合。 影响孔丘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多侧面的体系，其中的仁学德政和礼治思想分别为儒家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孟轲和荀况所继承和发扬，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丘的政治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正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心理素质，也曾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过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