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

[拼音]：Zheng Guanying

郑观应（1842年～1921年，一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和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后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郑观应的著作有《盛世危言》、《易言》等，《盛世危言》一书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书中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光绪皇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医国之灵枢金匮”，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蔡元培也推崇《盛世危言》。《易言》更传到韩国，在韩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资料一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偫鹤山人。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7岁参加科举考试落第，遵父命到上海学商。曾在上海英文夜校跟傅兰雅学习英文，潜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当过买办，又投资近代工、矿、运输业，并担任过轮船招商局总办等职务。清光绪五年(1879)捐款赈灾，得道员衔。中法战争期间，积极参加了抗法斗争。后来曾参与立宪运动。晚年顽固地反对民主共和制，思想沉湎于宗教信仰中。著作很多，主要代表作是《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基本思想在于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为此他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办实业，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其基本理论依据是“道器论”。

郑观应的“道器论”有两个要点：

（1）主张道器结合。他沿用传统的唯心主义观点，说器由道生，道为实，器为虚。但又认为，在现实世界中，道与器是结合一起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西人虽不知大道之本，然而他们的形器之学却是不可缺少的。

（2）讲“器可变，道不可变”。他以为，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在内的世界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器，是可变的；反映封建纲常名教观念的道，是不可变的。他的思想矛盾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积极进取和严重软弱、妥协的二重性。

郑观应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设立议院主张的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资料二

近代实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应童子试未中，乃到上海学商。由徐润等介绍，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其间自营茶、盐等商务。1878年（光绪四年），又由李鸿章札委，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后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并在这些企业投资。此外，还主持招股创办造纸厂，联合盛宣怀禀请在山东、东北等处开采矿藏。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愤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占中国利权和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积极筹谋抵御之策。1884年，中法战争时，奉调赴广州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办理营务，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次年初，为援台湾防务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在此期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使中国富强。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盛世危言》阐述了较成熟的改良思想体系，刊印问世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由盛保举重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896～1897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致力企业内部整顿，颇有成效。1902年冬，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盛宣怀手中夺去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郑观应对袁世凯此举不以为然，因此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兼办工程局事务。曾支持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自办及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宣统元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获得成功，被选为董事，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时，与立宪派人士一样，对清王朝的“立宪”表示拥护，反对革命。但辛亥革命后，不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

资料三

[拼音]：Zheng Guanying

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很大影响。

如同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一样，郑观应也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下，中国已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他提出了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进而提出了“开议院”、“设商部”等初步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要求（《郑观应集·盛世危言自序》）。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从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商战”出发，郑观应强调要发展“商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商立国”（《商务三》）的观点。他同薛福成一样，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根本否定传统的“重本抑末”论。他还把商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务二》）。这种站在流通领域观察问题的重商观点，虽然只把握了事物的外观，但它毕竟是在近代中国最早试图寻找工农商各经济部门内部联系的一种尝试。

为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更有效地进行“商战”，郑观应极力主张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各种特权；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之良法”和革除“困商之弊政”，包括给予专利权、实行商品注册条例、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撤厘卡、减轻其他捐税负担等。后来，他又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贪污中饱等行径，主张兴办新式企业应该“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商务二》）。这表明，他比王韬、薛福成、陈炽等人，更鲜明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