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拼音]：minzu

[外文]：nation

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关于民族概念

中国学术界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一种是广义的，认为民族一词的含义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还有人在习惯上把民族一词用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另一种含义是狭义的民族概念，即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 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 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布伦奇利认为民族有8种特质：

（1）其始也同居一地；

（2）其始也同一血统；

（3）同其肢体形状；

（4）同其语言；

（5）同其文字；

（6）同其宗教；

（7）同其风俗；

（8）同其生计（经济）。意大利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是“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以及生命和社会意识共同一致的人类的自然社会”。孙中山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力：第一血统、第二生活、第三语言、第四宗教、第五风俗习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概念为不少辞书收为定义，影响颇为广泛。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逐渐介绍到中国来，学术界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民族识别工作的进行，对И.Β.斯大林概括的民族定义及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讨论，便逐渐广泛深入，对民族与氏族、部落，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家的区分才愈加具体。

民族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由不同部落的人们混合形成的，不是一个纯血统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不同于种族。种族也称人种，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形成的。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则属于历史范畴。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特征，一般是以肤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色、面容等生理特征为标志。而民族则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所以，生理特征不能作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

民族也不同于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不一定必须有共同语言，如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除了阶级的因素以外，单一民族国家，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方面，民族与国家是基本一致的。

1913年，斯大林在与崩得分子进行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斗争中，为民族下了科学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学术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是给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定的，只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及其以后形成的现代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民族的4个特征，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由一种潜在因素变成了现实。在此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具备民族的4个特征。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民族的4个特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现代民族与古代民族相比，在民族的 4个特征上，只存在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存在有无的差别。因此，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既适用于现代民族，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切民族，具有普遍意义。

民族的形成

民族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范畴，不是在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才产生；同样，在将来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时，民族就会消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成民族的基本原理。在民族形成以前，人类结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过着集体群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部落也愈来愈多，亲属部落之间就结成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朝民族形成跨出的第一步。

由若干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成为一个民族，须具备4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共同的地域，这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基础。每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本来就有自己的居住地域，这些地域连接起来，自然就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地域。其次是需要形成共同的语言。当时，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有作为各部落之间交际工具的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或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部落使用的方言，或者是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使用的方言。这种部落方言容易被周围的其他部落所接受，就变成了各部落之间的共同语言。在各部落的共同语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语言。形成共同的民族语言的物质因素是，部落之间的需要──特别是交换方面的需要。当人类的生产品除了自己消费之外还有剩余，可以用以交换时，商业就产生了。最初的商业是“日中为市”，“以物易物”，这就需要沟通彼此的语言。由于有了共同的市场，必然产生共同的经济联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随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自然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进而逐渐形成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这是人类最初形成民族的规律。民族并不是一旦形成就凝固不变了，由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则是民族形成的又一条规律。这种现象越是到近代越普遍。例如美利坚人即由英国人和许多国家的移民溶合在一起形成的。从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部分人形成为新民族，一般情况下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成分作为新民族的主体。例如美利坚人主要是以英国的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一个新民族。

对人类历史上民族形成的时间，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民族理论研究工作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三：

这种观点认为，F.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采用了美国民族学家L.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分期法，用了“蒙昧民族”、“野蛮民族”的名称。“蒙昧民族”就是在蒙昧时代形成的民族，“野蛮民族”就是在野蛮时代形成的民族，或已处于“野蛮时代”的民族。说明最初的原始民族，至晚形成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

这种观点认为，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发生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导致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城乡开始对立的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野蛮向文明、部落制度向国家、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的时期。如果说，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是这一过渡开始的起点的话，那末，私有制度的确立、国家的产生、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的开始便是这一过渡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民族形成的时间。这和“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论断是一致的。

这种观点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能有“部族”，不可能有民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主义时期，国家是封建割据状态，没有民族市场，也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人主张按中国的用词方法，对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可以不称“部族”，而称古代民族。

在人类历史上，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民族产生，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旧的民族消亡。由于民族同化的原因，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人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民族特征，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民族特征，最后变成另一个民族。一些弱小的民族被强大的民族用强制手段征服、同化，这种现象叫作“强迫同化”；一些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民族则自然地逐渐接受了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民族的文化，久而久之便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变成了另一个民族，这种现象叫作“自然同化”。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种现象，例如南北朝时，中国北方南移的匈奴、鲜卑等族，宋代的契丹、西夏等族，后来都自然同化于汉族之中。强迫同化是民族压迫的表现，自然同化则是历史的进步现象。

现代民族的两种类型

16～17世纪，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打开商品销路，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于是，这些国家就产生了近代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打破了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形成了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这里所讲的民族，乃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民族，即现代民族。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问题也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旧的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含义，已不能正确地反映十月革命以后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所出现的新情况。因此，斯大林对现代民族的含义又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俄国资本主义被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被消灭，苏维埃制度确定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这样，斯大林就把现代民族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资产阶级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4个特征基本上相同，但它们的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和领导力量两个方面：资产阶级民族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民族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当时苏联的东方和北方，还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十月革命胜利时，这些民族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Β.И.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说，对于落后民族，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他们帮助，那末说他们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和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帮助之下，原先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可以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经过必要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族这个发展阶段，而直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这是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另一条道路。

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必然越来越多，差别性越来越少，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就逐渐增长起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以后，在一国之内可以实现民族融合。斯大林认为，在一国范围内不能实现民族融合，只有当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胜利的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时期，不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的时期。就是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民族差别也还要保留很长的时期。

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的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发展、繁荣阶段，将是确定各民族平等权利、消灭民族互相猜疑、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在第二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以便进行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的共同语言。根据斯大林的论述，各民族的民族语言的消失的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乃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

斯大林还预言，在全人类的共同语言产生以前，世界上将先产生一批区域语言，即若干国家的若干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当然，区域语言将来和民族语言一样，也是要消失的。

当民族语言的差别消失的时候，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方面的差别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就逐渐消亡了，全世界也就实现了民族融合，人类又恢复到无民族差别的状态。但这不是恢复到史前时期那种无民族差别的状态，而是在高级形态上的恢复。